中美防長在兩年多的間隔之後再次面對面溝通，有助於穩定兩國和地區國家對國際形勢發展的良性預期。中美軍事關係對於避免衝突的托底作用縱然關鍵，但其發展上限仍然取決於兩國的政治互信。

相比其他領域，中美在糧食安全方面擁有比較有利的合作環境。兩國在糧食貿易上有互利關係，對糧食安全的認知也較為接近。

美韓同盟在合作領域、協同機制、目標定位等方面前進了一大步，陣營化色彩明顯增強。但新冷戰不符合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地區國家有必要保持克制審慎，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美國同中國若發生戰事，對雙方都將是毀滅性的。兩國政府必須一起努力，尋找共同點，解決出現的問題，包括與台灣的緊張關係，防止戰爭發生。

印太經濟框架的出爐標誌着印太地區基於「技術政治戰略」的競爭正在威脅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更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構成新的挑戰。

「框架」雖然以較低門檻吸引了一些國家與美國啟動談判，但其不明朗的前景和難以擺脫的冷戰思維，對本地區和平與穩定來說卻並非福音。

全球網絡安全形勢嚴峻複雜、風險增大，各國需以《聯合國憲章》為宗旨和原則，以國際法為基礎，推動互聯網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

在俄烏危機籠罩下，此次美國中期選舉所蘊含的政治意涵更加豐富，對觀察2024年大選也有更大的指標意義。

俄烏戰爭已經使冷戰在歐洲復活。中國清醒地看到，除朝鮮半島外，台海亦是可能使冷戰在亞太復活的導火索。要避免這一重大風險，中美恢復加強政治安全對話、加強危機管理已經迫在眉睫。

烏克蘭危機是一場沒有邊界的衝突，打開的不僅是又一個戰爭泥潭，更是漫無止境的惡性競爭和秩序重組。

理解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全球安全觀，是理解中國對外戰略的基本邏輯和增強中美戰略互信的基點。日趨嚴重、多元的全球安全挑戰為中美提供了諸多全球安全治理的合作點。

非國家行為體介入俄烏衝突的行為事實上打造了新的博弈樣式，其作用對國際力量對比態勢、全球治理進程、乃至國際輿論和思潮都將產生重大影響。

俄烏戰爭中的中國立場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選擇。國際社會不能從孤立的要素中衡量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的立場。

俄烏衝突對台灣問題的負面影響正在不斷顯現，美國以「捆綁中俄」的手段，炒作大陸「武統」台灣的危機感，強化亞太地區國家對所謂「中國威脅」的認知。

俄烏衝突使美國全球戰略顧此失彼的一面更加突出。這意味着中國將面對一個更加複雜的世界政治結構，一個更具風險的外部安全環境，一個對「中國威脅」更有緊迫感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