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既是一場地緣政治危機，更是美俄歐三種迥異安全觀的碰撞。

油氣行業面臨多年未有的嚴峻局面，能源出口國、能源資本、油氣生產企業對擴大投資生產越來越謹慎。全球化石能源消費峰值有可能提前到來。

自從特朗普退出TPP並提出印太概念後，美國似乎就與傳統的亞太經濟合作軌道脫離了。這次拜登提出印太經濟框架主要目的是解決政治問題，而不是真的為了促進地區經濟合作。

中美氣候合作承載了大量政治期待，也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阻力。如果兩國能夠經由氣候合作總結新經驗，進而對其他領域產生示範效應，這一合作就有望產生更大政治意義。

近年，歐洲內部要求推進對華「利益外交」和「道德外交」的訴求都在上升，這種兩頭兼顧的方式使歐洲面臨越來越大的局限性。

回到現實世界，美歐會發現特朗普的破壞並非那麼容易修復，雙方長期存在的問題也很多，拜登的「新西方」說易行難。

在中美圍繞貿易問題展開博弈之際，世界政治、歐日角色和大企業大資本的變化有可能對未來中美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當前的中美關係相對於以往出現一些明顯的不同，我們一時無法看清這些不同是結構性重大變化，還是一些個別現象。這給我們判斷中美未來走勢帶來不少困惑。

地區秩序最終由經濟關係決定。當前的合作結構容納了多方利益和舒適水平，通過雙向適應和接受為妥協與動態平衡打開了新的空間。中國在周邊外交中積累了寶貴經驗，鄰國將逐步習慣中國的崛起。

氣候融資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中處於關鍵位置，但實際進展遠遠落後於實際需要。巴黎大會有必要提升氣候融資議題優先級，理清氣候融資定義和機制，推動融資渠道多元化，優化氣候融資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