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一任期對華政策充斥顛覆性做法，致使美國對華政策偏離合理軌道，走上競爭的歧途。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對華政策在內，特朗普在內政外交上的許多做法之所以被認為是非傳統、非建制，是相對於他的前任或者傳統做法、建制派做法而言的。如果美國總統歷來如此，外界也不會覺得特朗普是個例外。現在，一種罕見的情況出現了，拜登既是特朗普的繼任，又是特朗普的前任，預測特朗普二任對華政策是延續還是顛覆，拜登政府將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

回顧拜登政府四年來在對華關係上的所做作為，以及特朗普-拜登、特朗普-哈里斯競選期間的主要差異，會發現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特朗普的路線，雙方最大的差異是實現目標的方式和強度。

特朗普第一任期對華政策的代表性舉措，是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高額關稅（貿易戰），在科技出口、人文交流以及投資等方面對中國施加嚴厲限制。過去四年，拜登政府不僅沒有取消特朗普的關稅和限制舉措，還在不少方面變本加厲，有過之而無不及。從2018年起，特朗普政府以“不公平貿易”和“強制技術轉移”等為由發起貿易戰，前後對中國總計約5500億美元商品徵收額外高關稅。拜登雖然一上台就要求美國貿易代表和商務部等部門審查關稅政策，但始終沒有取消這些額外關稅，反而在2024年5月宣布對18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再次大幅提高關稅，此舉涉及電動車、半導體、太陽能電池、鋰電池和關鍵礦物等多個領域。

在高科技方面，拜登政府推出《芯片和科學法》和《削減通脹法》，使用“小院高牆”來實施所謂精細化脫鉤，主要在先進半導體、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術等領域對華進行遏制打壓，對投資進行嚴格審查，避免全面脫鉤，在輿論上相比特朗普有所回撤，但其內核還是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科技戰政策，實際打壓效果和脫鉤程度甚至超過特朗普時期。

在外交和安全問題上，拜登繼承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戰略”，並在安全上增加“美日印澳”四邊對話、“奧庫斯”聯盟，在經濟上增加“印太經濟框架”，將更多歐洲國家實質性拉到中國周邊，不僅進一步拓展了特朗普的“印太戰略”，還使得這一戰略的內容和細節更加更富。特朗普一當選就與蔡英文通電話令人震驚，拜登政府時期美國眾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就更加突破底線、踩踏紅線，是中美建交以來最嚴重的破壞台海穩定的行為之一。

拜登和特朗普的明顯差別，是他使用更加傳統的做法和溫和的語調處理中美關係，在此過程中注重和中國保持溝通，和盟友保持協同，並在一定程度上借用多邊機制，防止事態激化升級。拜登任內，中美兩國元首進行了多場富有成效的會晤和對話，中美外交和安全團隊保持經常性溝通，恢復了兩軍對話，新建了中美經濟、金融、商業問題等多個工作組，開展人工智能對話、氣候變化合作、禁毒合作。在中方的大力推動下，總的來看中美關係在政治上有顯著成績，具體領域有積極合作，但美國在經貿、科技、安全、人文等諸多方面對華的打壓並不比特朗普時期緩和。

經過上面一番梳理，再結合特朗普此次選舉情況，不難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其一，特朗普是這一輪對華遏制打壓的“始作俑者”，拜登政府繼承了他的路線，相當於美國對華打壓政策已經持續了兩屆政府且勢必再持續一到兩屆政府，並形成了“小院高牆”等所謂的“理論”成果，以及芯片法、通脹法等一系列立法成果，“美日印澳”、“奧庫斯”等一系列安全成果。因此 這一政策中短期幾乎不可能回調。此次競選中，特朗普與拜登、哈里斯的最大差異都在國內，在涉及對華關係上，雙方基本立場沒有太大差異。可以預判，特朗普與拜登在對華政策上將是變換外衣的“相互繼承”關係，用一句比較繞口的話來說，就是“特朗普將繼承和擴大被拜登繼承和擴大了的特朗普第一任時期的對華政策”，這是中美建交以來沒有過的。

其二，經過四年台上、四年台下的訓練，特朗普已經從一位政治素人被馴化成了政治老人，已經學會拿捏華盛頓政治，學會了推進國內外政策的基本套路。如果說特朗普第一任期是在“無序”中啟動對華遏制，二任則可能是在“有序”中推進脫鉤。當然，以特朗普的性格特點，他肯定還是會採取一些故弄玄虛的“黑幫”做法，比如在政治上比誰更沒有底線，在利益面前比誰更敢於冒險，在危機面前比誰更加膽大。

其三，特朗普間隔下野後二次上台，夾雜了很多不尋常的政治意味。如果說他的第一次大選勝利屬於“個人勝利”和“小概率事件”，那麼第二次勝利就是“集團行為”和“大概率事件”，特朗普八年前在美國掀起了一場反建制的政治運動，現在這場運動已經如火如荼，整個共和黨幾乎圍在特朗普一人周圍。特朗普從第一任期的無人可用、磕磕絆絆，到目前不到一個月就有條不紊基本選齊主要官員，差異是如此明顯。一個在運動中二次上台的政治人物，完全敢於也完全可能作出一般政治家不敢做的事。這就比如，特朗普在首次競選時威脅對華加征關稅，大家一笑而過，上台後的落實推進其實並不順利。但現在特朗普威脅對華加征60%的關稅，還威脅取消對華最惠國待遇，大家就必須嚴肅對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