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版均勢帶有強烈功利主義和交易性色彩，與傳統均勢理論的內涵是背道而馳的。有效的均勢源於對戰略不確定性的控制，而特朗普的均勢則是在政策實踐上主動製造不確定性，這樣的均勢註定難以持續。

自2010年代初以來，中美關係逐漸由從審慎接觸轉向緊張較量。雙方逐步調整各自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僅僅將對方視為競爭者，而是界定為對自身核心價值、政治合法性及重大國家利益的首要威脅。這一演變不僅受到外部事件的推動，也源自國內政治誘因、官僚體系運作，以及雙方對脆弱性、衰落和地位問題的深層焦慮。兩國愈發強硬的相互威懾舉動已在國防、經濟、文化和外交領域引發越來越多的摩擦。最初的對沖行為已經固化為相互強化的戰略立場，這種立場將長期敵對視為政策制定的組織原則。

任何一位日本執政者都必須以現實為出發點，從長遠和戰略角度認真思考，什麼樣的中日關係才符合日本的利益。

2月6日，美國與伊朗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舉行間接談判。美國方面由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女婿庫什納領銜，伊朗方面由外長阿拉格齊帶隊。耐人尋味的是，與以往談判不同，美軍在中東地區級別最高的軍事指揮官中央司令部司令庫珀作為美軍代表團成員參與談判。美伊阿曼談判為何備受關注，美伊圍繞核問題的歷史根源是什麼，談判前景怎麼樣？本文嘗試做出解答。

作為今年金磚輪值主席國，印度面臨的不僅是利用東道主身份拓展國際合作空間的機遇，更有特朗普「紅線」帶來的諸多挑戰。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通過放棄其制度、規範和合法性來源，加速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崩潰。經濟一體化如今被廣泛用作脅迫工具，使中等強國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空位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大國競爭、強迫選邊，以及美國單邊主義與中國捍衛全球化和多邊主義之間越來越大的反差。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已經過去，其政策在經濟、貿易和安全問題上引起國際社會的不安，削弱了戰後國際秩序。

新版美國《國防戰略》終於跟大家見面。結合去年底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涉華軍力報告》以及國會通過的《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不難勾勒出一幅比較完整的以「美國優先」為主旨的美國國防戰略畫面。

新加坡既不希望中美博弈進一步激化，也同樣不希望世界走向一種封閉的、排他性的「兩國共治」模式。

對美國，歐洲「哀莫大於心死」。但歐洲將盡量避免無謂損耗，盡量用自己佔優勢的制度、法律、規範、專業知識等工具來引導和規限美國。

中國與歐盟達成協議，以最低售價取代電動汽車關稅，這反映了北京在經濟和外交戰略層面的大調整，其目的是緩解貿易摩擦，並在美國領導力存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重建與歐洲及其他美國盟友的關係。這一舉措成功與否，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解決貿易的持續失衡和地緣政治問題，而不是認為與華盛頓關係緊張就會自動轉化為同北京加強合作。

歐洲的道路很明確：藉助中國的技術和投資加速電氣化，以液化天然氣多元化為橋樑，務實謙遜地與俄羅斯接觸，放棄北約，轉而構建一個不可分割的泛歐安全架構，並維護糧食和能源的自主權。

兩黨極化、選舉壓力與黨爭需求，都驅使特朗普將對外示強作為政治博弈的核心工具。

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行動說明，特朗普政府會不擇手段地維護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世界其他國家必須時刻警惕美國採取軍事干預的可能性。

特朗普此番戰略轉向和調整不是美國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矛盾積累、國內外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很可能代表某些中長期的趨勢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