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事件不會推動中美走向某種「責任共擔」的G2格局，反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雙方在秩序理念、干預邊界與責任認知上的差異。

世界大變局下，全球治理的行為主體、戰略方向和實施能力均發生系統性變化。西方的全球治理觀已無法全面反映全球力量新格局和國際政治新生態，而契合全球南方利益的「全球治理倡議」顯然與西方全球治理觀有着結構性的認知差異。

2025年的烏克蘭問題，逐步從戰場對抗轉化為一場圍繞停火條件、戰後安排和大國責任的複雜博弈。

特朗普政府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將美歐關係從基於法律和制度的夥伴，重新定義為要通過身份、傳統和人口忠誠度來判斷。這一「特朗普推論」意味着與1949年後的跨大西洋秩序徹底決裂，加劇了歐美之間出現持久裂痕的風險。

2025年首次中美峰會帶來希望，和有關貿易、芬太尼和稀土協議的頭條新聞。但目標的分歧和承諾的含糊暗示着中美最新和解的脆弱性。美國獲得限制芬太尼流通、增加農產品採購和取消稀土出口管制的承諾，同時強調在相互尊重和穩定關係方面取得象徵性成果。

美國年末公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反映了特朗普2.0政府對全球格局和地區事務的戰略調整。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長邵育群日前向中美聚焦北京編輯部深入解讀了此次戰略調整對美國盟友防務分工、東北亞安全格局以及台海安全形勢可能帶來的影響。

202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出現1979年建交以來最大幅度的下降，並導致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供應鏈的局部轉移。但到年末，中美雙邊關係及作為壓艙石的經貿關係轉穩並呈現出建設性。

經中美領導人四次通話和一次會唔，兩國關係出現緩和跡象，漸入「震蕩中穩定」。但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沒有真正解除，兩國關係未來存在不確定性和脆弱性，雙方戰略競爭還會持續很久。

持續推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既展現了中國政策的連續性、前瞻性與透明性，更展示了中國為世界貢獻穩定性與確定性的一貫良好意願。

新版《國家安全戰略》預示了美國對外戰略與政策的重大調整，但顯然不是其霸權方向的突變，而是霸權方式的漸變。

在中美關係緊張的大背景下，香港成為可以設想前路方向的「中間地帶」。這座城市的獨特地位為對話提供了象徵性的中立空間，同時它也說明，我們需要構建新框架來應對當今複雜的競爭。

日本的安全與繁榮取決於與周邊地區的融合，而非對不復存在的舊世界秩序的懷念。在那些既不涉及切身利益、也無力左右結果的問題上擺出軍事姿態，是日本無力承受的。

2025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報告發佈後，歐洲成為文件中頗具爭議的章節之一，不免讓人想起美國副總統萬斯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報告是萬斯演講的加強版，以一種強烈意識形態化、文明敘事化的語氣重新定義了歐洲，區別於以往強調美歐同盟價值觀的一貫風格，既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對歐政策的範式轉變，也傳遞出未來跨大西洋關係走向的關鍵信號。

在歷時五小時的莫斯科會晤後，美俄仍未就烏克蘭「和平方案」達成一致。普京全程參與談判，體現出一定的意願，但這種「態度上的積極」並不意味着雙方已經找到共同基礎。在國際關係中，誠意能夠減少誤判、緩和氛圍，但並不能替代基於國家利益、資源配置和成本承受力所做的戰略計算。因此，談判未果本身並不意外，它折射的是更深層的矛盾。

前不久，我參加了今年的柏林外交政策論壇。論壇重點談及歐洲安全和歐美關係，烏克蘭危機成為重中之重。最直觀的感受是，歐洲戰略界被美國突然甩出的「28點俄烏和平計劃」牢牢牽着走，無論是政策制定者、學者還是媒體界人士，幾乎所有討論都從這份未經歐洲參與、卻直接觸及歐洲安全核心利益的計劃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