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參加了今年的柏林外交政策論壇。論壇重點談及歐洲安全和歐美關係，烏克蘭危機成為重中之重。最直觀的感受是，歐洲戰略界被美國突然甩出的「28點俄烏和平計劃」牢牢牽着走，無論是政策制定者、學者還是媒體界人士，幾乎所有討論都從這份未經歐洲參與、卻直接觸及歐洲安全核心利益的計劃展開。

10月30日，中美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這場會晤既是今年以來雙方密集互動的關鍵節點，也是中美關係在重要十字路口的一次方向性「再校準」。在經歷關稅摩擦、科技管制以及輿論對抗之後，中美關係並未滑向失控，反而通過高層互動重塑互信與穩定。峰會再次展示出元首外交在中美關係中的戰略引領作用，向雙方乃至全球釋放出穩定預期與合作信號。

初秋的里斯本，我在這裡參加了202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組織的「慕尼黑青年領袖」年會。會議匯聚了80位以歐美國家為主的歷年「青年領袖」，會場外的特茹河畔陽光溫柔，但場內關於未來國際秩序、跨大西洋關係與歐洲安全的討論卻折射出不安的複雜情緒。面對大國競爭加劇、跨大西洋利益錯位和防務體系壓力，歐洲似乎被迫站在一個必須重新定義自身角色的十字路口。

近期我在美國媒體上讀到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聲稱特朗普政府採取的內外政策將讓中國而並非美國「再次偉大」。文章提出，當前美國政府對外政策將衝擊美國經濟、社會和國際地位，為中國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有助於中國在貿易、新能源、全球治理等多方面提升全球影響力，並認為伴隨美國地位和影響力下降，中國必將取而代之。這種言論再次展現出一些美方人士對美國的不自信、對中國發展尤其是中國超越美國的擔憂甚至恐懼，並沒有從客觀的角度看待中國發展和進步。

美國對華科技政策正從強調風險控制與技術壁壘的防禦型機制，轉向以戰略施壓與體系重構為目標的進攻型打壓，未來將朝更激進、更多維的方向發展。未來美國對華技術領域競爭正形成「限制技術出口」「排除市場准入」「阻斷資本流動」三位一體的全鏈條封鎖機制。

從過去美國兩屆政府相關政策看，美國並沒有珍視兩國學術交流與合作的積極作用。隨着部分交流與合作項目受阻，中美學界了解彼此的渠道將愈發局限，長此以往只會增加誤解誤判風險。

近日，筆者有幸作為“慕尼黑青年領袖”全程參與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深切感受到美歐政策之間日益顯著的溫差。無論在經濟貿易、軍事安全領域，還是在意識形態……

美國與歐盟對華政策協調面臨挑戰。儘管美國和歐盟在某些議題上有共同關注，例如技術安全、貿易不平衡和中國市場開放問題，但二者立場和政策工具依然存在顯著差異。

特朗普的再度當選為中美關係帶來新挑戰，但也為兩國新一輪接觸提供新思路和新機會，關鍵在於雙方如何應對未來四年可能出現的變化和風險。

下階段中美人工智能對話應明確目標、細化議題，並充分挖掘多邊與二軌對話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