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有幸作為“慕尼黑青年領袖”全程參與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深切感受到美歐政策之間日益顯著的溫差。無論在經濟貿易、軍事安全領域，還是在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層面，歐美雙方都愈發展現出各自鮮明的立場和策略。尤其令人矚目的是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安會的演講，這場講話不僅再次揭示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外交理念，還對歐洲產生了強烈的刺激。

萬斯的演講幾乎沒有觸及烏克蘭危機這一熱點，而是着重闡釋美國對於安全、民主、言論自由的理解。演講中，萬斯堅定貫徹“美國優先”，圍繞美國狹隘的自身利益展開論述。同時，萬斯以一種近乎教育性的口吻，表示歐洲在民主制度、言論自由等方面“倒退”，並將傳統盟友關係看作一種不公平的交易。從會議現場反饋看，萬斯的講話並未引發熱烈掌聲，反而令不少歐洲參會代表感到失望和不滿。有人甚至私下表示，此次發言似乎意在為德國大選前其國內右翼助力，試圖掀起跨大西洋兩岸右翼力量的共振。

當前，烏克蘭危機無疑是歐美共同面臨的最重要挑戰之一。美俄雙方近期可能將展開新一輪接觸和磋商，但歐洲並未被邀請加入新一輪協調。從美國角度看，通過施壓促使歐洲接受其和平方案，是實現“美國優先”戰略的一部分。而在歐洲看來，在烏克蘭問題上必須尊重烏克蘭作為主權國家的權利，並要求美國為烏克蘭及整個歐洲提供足夠而可靠的安全保障。

從更現實的角度出發，烏克蘭危機的複雜性在於多方利益博弈：美國希望儘快通過結束烏克蘭危機推進對俄關係，同時藉機重構歐美關係；而歐洲則在危機中既要維護地區安全，又不得不面對美國交易性外交帶來的壓力。

烏克蘭問題的妥善解決需要時間和耐心，短期內局勢雖然可能不會激化，但要實現“握手言和”仍面臨諸多阻力。究竟烏克蘭能為和平作出多少讓步、俄羅斯在滿足部分戰略需求後是否會提出新訴求，以及歐洲是否能夠在美俄博弈中找到平衡，都是決定危機最終走向的關鍵因素。只有在這些問題上達成平衡，烏克蘭危機才能逐步走向解決。如果美俄雙方能在一定程度上達成共識，同時歐洲國家能夠參與到地區安全框架重塑中，那麼迎來和平曙光的可能性將會增大。

從更長遠角度看，特朗普政府對歐洲投入的不斷減少已促使歐洲不得不重新審視與美國之間的傳統依賴關係。近年來，美國在對外戰略中愈發強調自身利益，減少在歐洲戰略投資和安全保障，這種趨勢將給歐洲帶來更大的戰略挑戰。許多參與慕安會的歐洲代表認為，短期內歐洲在防務建設上仍離不開美國，但這種依賴性已經引發歐洲內部對戰略自主的強烈呼聲。

不少歐洲同行在私下交流中告訴筆者，為實現真正的戰略自主，歐洲必須逐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發展獨立的防務體系，並加強內部協調和資源整合。一位德國戰略界人士明確表示，即便特朗普任內能夠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歐洲也必然會繼續加大防務投入。

還有歐洲學者極為悲觀地對筆者表示，當前美國對歐政策的調整已經不止是“叫醒電話”，而是對歐洲的“當面掌摑”。在這種背景下，歐洲不僅需要在安全領域進行自主建設，更應在全球變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在多極化趨勢中塑造獨立而有影響力的戰略身份。

在經濟領域，歐洲也在深刻反思所謂“去風險”政策。越來越多的歐洲主要企業開始認識到，長期以來被視為最穩固的經濟夥伴——美國，也在逐漸暴露出一些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過度依賴美國市場和技術已經難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挑戰。歐洲企業應當積極探討如何在繼續保持與美國傳統經貿合作基礎上，加大與中國交流與合作，這不僅有助於分散風險，更可以為歐洲經濟注入新活力。

展望未來，歐洲內部存在對歐美關係未來走向的不同聲音。跨大西洋同盟框架依然存在，但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和價值觀批評使得部分歐洲國家思考是否應當尋求拓展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合作空間，以展示歐洲並非僅是美國政策的附庸。歐洲也在思考，美國的對歐新政策調整是否將超越特朗普第二任期，也就是說，美國對歐政策究竟是戰術性調整，還是已發生顛覆性的戰略變化。

總的來說，慕尼黑安全會議提供了一個觀察當下國際局勢和歐美關係的重要窗口。在會議上，美歐之間在外交理念和政策執行上的分歧暴露無遺：美國繼續堅持“美國優先”原則，以交易性思維看待國際關係，歐洲則在面對美國衝擊時，開始更加積極地謀求戰略自主。烏克蘭危機作為當前歐美面臨的最嚴峻安全挑戰，正成為考驗歐美能否在共同壓力下達成共識的試金石。而美國對歐洲投入的逐步減少，更是催生了歐洲在多極化時代中尋找新定位、實現戰略自主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