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里斯本，我在這裡參加了202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組織的「慕尼黑青年領袖」年會。會議匯聚了80位以歐美國家為主的歷年「青年領袖」，會場外的特茹河畔陽光溫柔，但場內關於未來國際秩序、跨大西洋關係與歐洲安全的討論卻折射出不安的複雜情緒。面對大國競爭加劇、跨大西洋利益錯位和防務體系壓力，歐洲似乎被迫站在一個必須重新定義自身角色的十字路口。

近期我在美國媒體上讀到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聲稱特朗普政府採取的內外政策將讓中國而並非美國「再次偉大」。文章提出，當前美國政府對外政策將衝擊美國經濟、社會和國際地位，為中國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有助於中國在貿易、新能源、全球治理等多方面提升全球影響力，並認為伴隨美國地位和影響力下降，中國必將取而代之。這種言論再次展現出一些美方人士對美國的不自信、對中國發展尤其是中國超越美國的擔憂甚至恐懼，並沒有從客觀的角度看待中國發展和進步。

美國對華科技政策正從強調風險控制與技術壁壘的防禦型機制，轉向以戰略施壓與體系重構為目標的進攻型打壓，未來將朝更激進、更多維的方向發展。未來美國對華技術領域競爭正形成「限制技術出口」「排除市場准入」「阻斷資本流動」三位一體的全鏈條封鎖機制。

從過去美國兩屆政府相關政策看，美國並沒有珍視兩國學術交流與合作的積極作用。隨着部分交流與合作項目受阻，中美學界了解彼此的渠道將愈發局限，長此以往只會增加誤解誤判風險。

近日，筆者有幸作為“慕尼黑青年領袖”全程參與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深切感受到美歐政策之間日益顯著的溫差。無論在經濟貿易、軍事安全領域，還是在意識形態……

美國與歐盟對華政策協調面臨挑戰。儘管美國和歐盟在某些議題上有共同關注，例如技術安全、貿易不平衡和中國市場開放問題，但二者立場和政策工具依然存在顯著差異。

特朗普的再度當選為中美關係帶來新挑戰，但也為兩國新一輪接觸提供新思路和新機會，關鍵在於雙方如何應對未來四年可能出現的變化和風險。

下階段中美人工智能對話應明確目標、細化議題，並充分挖掘多邊與二軌對話潛力。

在特朗普「美國優先」的主張下，美歐關係將呈現出更多「准競爭」特徵，尤其在經貿和對外政策領域，這種競爭將進一步衝擊雙方傳統的盟友關係。

在對華實施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仍存在一些活動空間。中美都不應當將這段時間以及未來更長一段時間視為「垃圾時間」，雙方都應當有所作為，努力擴展中美關係中的積極一面，爭取不那麼糟糕的走向和結局，避免落入「自我實現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