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特朗普政府的強勢推進，看似潛在的孤立時代演變成一系列干預措施，而這些似乎都基於一種算計，即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權力。

面對美國的敵對行為，中印緊張關係似乎正在解凍，但雙方還無力實現真正的緩和。

凱恩斯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蕩埋下了種子。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

近期特朗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新舉措，這些舉措正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私營部門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隨着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嬗變，世界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悄然生變，政府和市場、發展和安全、本土化和全球化等矛盾關係將面臨深刻重塑。

10月30日，中美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這場會晤既是今年以來雙方密集互動的關鍵節點，也是中美關係在重要十字路口的一次方向性「再校準」。在經歷關稅摩擦、科技管制以及輿論對抗之後，中美關係並未滑向失控，反而通過高層互動重塑互信與穩定。峰會再次展示出元首外交在中美關係中的戰略引領作用，向雙方乃至全球釋放出穩定預期與合作信號。

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政策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損害了美國與包括印度在內的主要盟友的關係。印度的回應是尋求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中印關係緩和標誌着亞洲大國將引領全球秩序向更加多極化的方向轉變。

高市執政和美日同盟強化對中日關係構成巨大挑戰，但也要看到高市外交的內外製約因素。中日關係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積極尋找增長點、不斷培育中日關係的內生動能非常重要。

歐洲未能制定連貫的對華戰略，在夥伴關係、競爭和對抗之間搖擺不定，目標也不明確。馮德萊恩的 2025 年盟情咨文沒有實質性提及中國，標誌歐盟對華政策的崩潰，暴露了其在美國壓力和中國影響下的戰略癱瘓。

不應簡單地用「收縮」去概括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美國確實希望減少其維護國際秩序的負擔，但在西半球事務上特朗普政府想要的是「擴張」。

經過多年的互不信任，中印兩國正在謹慎地重建關係，包括重啟邊境談判、恢復航班、復蘇貿易，而特朗普對印度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更加速了這一進程。華盛頓的選擇性做法非但沒有孤立莫斯科的合作夥伴，反而似乎讓這兩個亞洲競爭對手走得更近。

中國領導人視和平為「必然」，而東南亞國家的反應各不相同，一些地方謹慎樂觀，另一些地方則極不信任。鑒於中國將周邊外交置於外交政策的核心，判斷其和平承諾可信度的最佳途徑便是東南亞國家的感知和經驗。

新多邊主義植根於二戰結束時建立的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在摒棄美式霸權思維的同時，代之以協商共治的東方智慧，體現「基於美式，超越美式」的守正創新思路，代表全球治理的未來。

中印關係正常化背後的動力源於兩國務實地調整雙邊關係。無論美國與印度或中國的關係如何發展，中印關係正常化進程都可能持續下去。

在即將到來的自民黨選舉中，無論誰成為領袖，都將決定日本未來是建設性地參與地區事務，還是進一步加劇對抗態勢。

第十二屆北京香山論壇於9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在論壇開幕前的「香山視界·高端對話」中，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教授與美國國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員施燦德（Chad L. Sbragia）圍繞「大國正確相處之道」展開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