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展示了其軍事實力和對抗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在西半球影響力的意圖。但此舉違反國際法，並可能破壞地區穩定。此類干預凸顯以國家或地區安全為幌子採取單邊行動的危險性，它往往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促使其他大國挑戰國際準則，讓小國面臨脅迫。

隨着菲律賓2026年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費迪南德·馬科斯總統正尋求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同時深化與美國和其他夥伴的防務合作，以應對南海日益緊張的局勢。該戰略表明馬尼拉在努力加強威懾力，同時不破壞東盟共識或引發更廣泛的地區不穩定。

儘管特朗普可能並不關心構建一個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秩序，但利用他的私利也許可以推動實現這一目的。

歐洲在與俄「爭奪」特朗普政府的拉鋸戰中再次佔上風。特朗普政府雖然仍會推進與俄重啟關係及淡化對歐洲安全的參與，但已經很難再在烏克蘭問題上出現「過山車式」的政策變化。

從過去一年看，領土擴張、軍事干預、經濟霸凌、資源掠奪、退群毀約已成為特朗普帝國野心的五個標誌性「支柱」，接下來還會繼續推進。

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期訪華，通過加強貿易、投資和科技合作鞏固了雙邊關係，但是，雙方在烏克蘭和先進技術轉讓等爭議問題上似乎未取得突破。這說明了北京的謹慎。儘管馬克龍表達了「新戴高樂主義」戰略自主和美中之間「第三條道路」的願景，但法國國內的結構性約束以及跨大西洋關係的持久重要性，限制了其方案的實質性影響。

儘管軍事手段變得更加精妙、代價更小，但美國所面臨的戰略環境卻更加複雜和脆弱。在多極博弈和資源掠奪的雙重壓力下，2026年的委內瑞拉走出陰霾的道路將遠比諾列加時代更漫長且不可測。

格陵蘭、委內瑞拉和烏克蘭的案例預示着全球治理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全球治理沒有消失，而是在危機與競爭壓力下重建，且速度更快、爭議更多、更具交易性質。

委內瑞拉事件非但沒有解決原有問題，反而使之更加尖銳。如今的危險不在於各國會公開背叛，而在於它們會悄然適應一個流氓的美國。這種情況下，秩序或許能夠維繫，但成本會更高，且留給主導大國的回報也會遞減。

特朗普對關鍵礦產的重新關注讓中亞重返華盛頓的戰略議程。這也是C5+1峰會的特點，它將投資承諾、資源獲取和雙邊交易置於區域協調之上。此次接觸標誌着美國重新進入長期受俄中影響的地區，但其交易性和掠奪性做法可能加劇分裂，讓中亞能否持續受益成為未知數。

委內瑞拉事件不會推動中美走向某種「責任共擔」的G2格局，反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雙方在秩序理念、干預邊界與責任認知上的差異。

世界大變局下，全球治理的行為主體、戰略方向和實施能力均發生系統性變化。西方的全球治理觀已無法全面反映全球力量新格局和國際政治新生態，而契合全球南方利益的「全球治理倡議」顯然與西方全球治理觀有着結構性的認知差異。

2025年的烏克蘭問題，逐步從戰場對抗轉化為一場圍繞停火條件、戰後安排和大國責任的複雜博弈。

特朗普政府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將美歐關係從基於法律和制度的夥伴，重新定義為要通過身份、傳統和人口忠誠度來判斷。這一「特朗普推論」意味着與1949年後的跨大西洋秩序徹底決裂，加劇了歐美之間出現持久裂痕的風險。

2025年首次中美峰會帶來希望，和有關貿易、芬太尼和稀土協議的頭條新聞。但目標的分歧和承諾的含糊暗示着中美最新和解的脆弱性。美國獲得限制芬太尼流通、增加農產品採購和取消稀土出口管制的承諾，同時強調在相互尊重和穩定關係方面取得象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