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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美俄「越頂外交」與歐洲戰略焦慮

2025-03-03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白宮的公開爭吵震驚世界,而在此之前美國和俄羅斯高級官員在沙特就烏克蘭危機舉行的會談,可能對美國最緊密盟友歐洲國家的衝擊更大。

儘管歐洲領導人紛紛表示會繼續堅定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在基輔舉行的俄烏衝突三周年會議上,多位歐洲和歐盟領導人與會,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幾乎同一時間,法國總統馬克龍和英國首相斯塔默先後造訪白宮,他們都強調停戰協定談判中給予烏克蘭安全保證的必要性,但特朗普強調的則是停戰的緊迫性。

2月24日,歐洲、烏克蘭,日本等50多個國家向聯合國大會緊急特別會議提出要求俄羅斯立即撤軍和譴責侵略的決議案,並要求對俄羅斯違反國際法行為進行調查和起訴。然而,當天下午在安理會上,由美國起草的決議案呼籲迅速結束衝突,實現持久和平,且文本中使用了俄烏衝突而沒有使用侵略戰爭。儘管英法等歐洲國家表達不同意見但並沒有投反對票,而是棄權票。結果,安理會以10票贊成,0票反對,5票棄權通過,成為安理會第2774號決議,這也是俄烏衝突以來首個安理會決議。以英法兩國為代表,歐洲國家在烏克蘭問題上展現出來的外交兩面性,本質上體現了特朗普“越頂外交”的衝擊給它們帶來強烈的戰略焦慮。

首先,拜登時代以美歐為核心的七國集團“民主”對中俄“威權”的認知框架和話語體系正在瓦解,而美國的“越頂外交”讓同樣以冷戰勝利者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守護者自居的歐洲產生強烈的無力感。2022年2月,俄烏衝突發生後,拜登政府很快將這場本質上是冷戰後歐洲安全架構失衡的衝突上升到意識形態和陣營對抗的高度。在一些人看來,烏克蘭衝突是國際政治結構性變化的分水嶺,西方“民主陣營”與中俄“威權陣營”的對抗是“新冷戰”,且將是國際體系的首要特徵。在這種認知和話語框架下,所謂冷戰後不斷擴大的自由國際秩序正在受到極大挑戰,美歐需要團結抗俄來捍衛這個秩序,因為這是冷戰勝利者與冷戰失敗者的鬥爭。然而,特朗普執政後與俄羅斯進行直接談判,這讓歐洲接受的冷戰勝利者邏輯受到極大衝擊,歐洲感到無所適從。

第二,以馬克龍總統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國家元首對美國的“越頂外交”有擔憂,也做了一些努力,但他們似乎仍然缺乏塑造歐洲共識的領導力和一貫性。在俄烏衝突初期,馬克龍積極主張戰略自主,曾經試圖進行調節外交,表示對大國俄羅斯應給予適當的尊重,並親自飛赴莫斯科與普京總統會談。然而,在拜登政府對俄政策日益強硬背景下,馬克龍的戰略自主似乎轉向了更加註重強化歐洲的防衛力量。特朗普執政後,馬克龍又試圖在談判桌上找到一席之地,扮演調解者角色,如2024年12月邀請特朗普和澤連斯基在巴黎會面。雖然作為西方國家現任元首中在任時間最長的人,馬克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和他相識,但今後的談判過程中法國和歐盟能否有效參與,似乎並不明朗。

面對美國的“越頂外交”,法國和歐洲在戰略上的焦慮可以被理解,然而解決的根本辦法是找到其根源,切實解決戰略自主缺乏連貫性的問題。冷戰後30年多年來,歐洲將自己看作冷戰勝利者,並且陶醉在這種自我認知當中。歐洲最大的戰略挑戰不是俄羅斯,也不是中國,而是內部競爭力的下降,如原有的汽車等支柱產業受到極大挑戰,以及老朽的基礎設施、通脹、生活質量下降、中產階層的困苦等。歐洲復興需要務實主義的回歸,歐洲的未來取決於保持競爭力和經濟增長,確保歐洲的生活質量、就業和社會安全。如果說特朗普的“越頂外交”是一次強烈衝擊,那麼希望這個外部影響能夠加速歐洲戰略認知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