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在應對危機時有能力不足的一面，但也不能否認它的積極作用和巨大潛力。

縱觀戰後全球政治大覺醒的四次浪潮，我們有理由相信後疫情時代不會是兵戎對峙的新冷戰，也不會是國際關係碎片化的暗黑時代。

中國支持東盟內部團結和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是一貫的，這種一貫性並非外交辭令，而是中國國家利益使然。

全球戰略格局面臨百年不遇的大變局，為中日兩國真正從戰略上主動認知對方提供了歷史性機遇。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機遇大於挑戰。

從長期來看，一個沒有美國的國際秩序是不可想像的，但沒有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參與的嘗試性有限多邊主義可能會發展並存在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的時代定義應該是「後冷戰」而不是「新冷戰」，用後者代替前者會讓相關討論和認知誤入歧途。「後冷戰」時代要避免滑向「新冷戰」，不僅僅取決於中美兩國，也取決於第三方的認知。

中國希望要一個什麼樣的美國，應成為中國建構和創新對美話語體系的重要內容。

一方面要正視邊界問題給中印關係帶來不的確定性，努力尋找創造性的解決辦法，一方面要堅定信心，相信中印發展穩定戰略關係的基本訴求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

中美關係的未來需要共同塑造，中國的主動性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美國對華認知的走向。

新冠疫情將使成本效益驅動型的上一輪全球化走向終結，並推動社會公平公正驅動型的新一輪全球化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