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爾衝擊」這種說法，表面上看是對美國的批評，但實質上是美國盟友戰略自主匱乏的寫照。

20年的反恐思維告訴我們，美國依靠軍事手段沒有達到解決國際衝突的目的，同樣的，冷戰思維和軍事對抗也不可能解決國際力量變化帶來的大國競爭挑戰。

朝核問題要有新突破，核查機制恢復必不可少，但核查機制必須要有新思維。

中俄關係不會走向軍事同盟，也不會走向分裂，這種關係的核心，是冷戰後雙方長期戰略互動結成的認知共同體。

大國在崛起進程中「挨罵」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國「挨罵」的背後還隱含着西方人為製造「敵我認同」和「善惡認知」的冷戰邏輯。在減少外部世界的錯誤認知方面，中國仍有不少主動作為的空間。

多邊主義的公平與效率、同質與異質的矛盾將始終存在，而解決這兩組矛盾只有在主導國家和崛起國家相互影響、相互妥協、相互協商的過程中才能實現。

要制止中日關係「戰略漂移」，堅守四個政治文件是關鍵，在此基礎上還需要明確和鞏固三個共同認知基礎。

中美沒有領土爭端，雙方也沒有美蘇時代的意識形態極端對立，因此，避免單純用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零和競爭來定義經濟和技術領域的競爭，就顯得尤為重要。

國際關係民主化背景下的中美關係遠景並不是沒有管理的無序的民主化，而是一種不僅中美之間相互監督和相互制約，其他國際社會成員也對中美兩個大國進行監督和制約的有管理的新型大國關係。

拜登新政府在外交理念上正朝「外交為民」轉向。這種轉向在國內體現在美國外交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在國際上則體現在美國外交要更多地通過外交斡旋等非軍事手段實現國家利益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