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投資協定是中國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歐盟認真思考後疫情時代世界經濟格局大勢後做出的戰略抉擇，因此可以說它是雙方戰略利益交匯的結果。

迅速恢復高層對話對中美關係今後幾年的發展具有開局引領作用，其間既要有隻爭朝夕的效率意識，也要有確保對話質量的戰略定力。

抓住中日先後舉辦奧運會的歷史機遇，不僅有益於雙邊關係的發展，也有助於加強亞洲地區一體化和深化全球多邊治理。

拜登新政府的外交戰略方向有可能是「歐洲再平衡」，以修補被特朗普破壞的美歐關係。但這不等於美國的戰略重心會從特朗普時代的對華全面打壓完全轉移。

全球治理在應對危機時有能力不足的一面，但也不能否認它的積極作用和巨大潛力。

縱觀戰後全球政治大覺醒的四次浪潮，我們有理由相信後疫情時代不會是兵戎對峙的新冷戰，也不會是國際關係碎片化的暗黑時代。

中國支持東盟內部團結和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是一貫的，這種一貫性並非外交辭令，而是中國國家利益使然。

全球戰略格局面臨百年不遇的大變局，為中日兩國真正從戰略上主動認知對方提供了歷史性機遇。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機遇大於挑戰。

從長期來看，一個沒有美國的國際秩序是不可想像的，但沒有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參與的嘗試性有限多邊主義可能會發展並存在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的時代定義應該是「後冷戰」而不是「新冷戰」，用後者代替前者會讓相關討論和認知誤入歧途。「後冷戰」時代要避免滑向「新冷戰」，不僅僅取決於中美兩國，也取決於第三方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