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後，人們關心的焦點大多集中在美國內部和中美關係上，而對特朗普2.0衝擊波給美國盟國帶來的影響似乎關注不夠。不少分析主要側重於美國將徵收高關稅及要求盟國大幅提高防衛開支，而筆者認為，上述衝擊誠然是客觀事實，但從本質上說，特朗普2.0對美國盟國的真正影響是對這些國家內部政治秩序和戰略思維的衝擊。

首先，特朗普2.0引發以七國集團成員國為代表的美國盟國內部對內外政策的大反思和大爭論，而這將對各國現在的國內政治秩序構成極大影響。以加拿大為例，1月7日，執政長達九年之久的總理特魯多宣布將辭職。儘管加拿大執政的保守黨因為高通脹和移民問題而政績黯然，但特朗普對加拿大徵收高關稅和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第51個州的言論進一步加大了執政黨的內部爭論和對立。2024年9月德國東部三個州地方選舉中極右翼政黨獲勝，12月中旬，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了對現任總理朔爾茨的不信任動議，大選提前到2025年2月，而特朗普的心腹馬斯克公開表示支持德國極右勢力，更加大了德國內政的不穩定。

第二，特朗普2.0將開啟並加速美國盟國對自身最大戰略挑戰是內部經濟競爭力下降而非外部軍事威脅的再認知進程。2024年是美國主要盟國的大選年：英國執政14年的保守黨下台；法國大選中執政黨聯盟比選舉前失去1/3議席，在議會中處於劣勢；德國三黨聯盟政府分裂，德國政局撲朔迷離；日本自民黨在大選中雖然保住執政地位，但在議會沒有獲得半數以上席位，石破政權成為少數執政黨的內閣。這些盟國執政黨失利的根本原因，在於選民對於現政府的失望和憤怒，而這背後則是經濟技術競爭力的下滑。以日本為例，隨着電動車技術的發展，汽車產業的競爭核心已經從發動機轉向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軟件領域，日本的傳統優勢競爭力正在迅速下降。這兩年日元大幅貶值，本質上也是日本經濟競爭力減弱的反映。過去幾年，日本僅汽油補助就高達8兆日元，加上日益增加的社會保障和養老醫療開支，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儘管美國不少盟國近年已經或正在試圖使防衛開支達到GDP的2%，但特朗普要求北約成員增加到5%，這意味着它們的技術創新研發資金將被擠壓。

第三，在對外關係方面，美國盟國上述內部變化和戰略思維調整將集中反映在對華政策上。以英國為例，英國財政大臣1月初到訪北京，與中國副總理何立峰舉行了經濟財政金融對話，這是五年多以來的首次，雙方探討了擴大貿易和投資等問題。2024年7月，英國工黨政府上台後開始改變保守黨政府的對華強硬立場，展現出努力修復對華關係姿態。11月，中英首腦在巴西時隔六年首次實現會晤。英國外交部門相關人士在議會作證時說，如果想救助本國經濟困難人群，英國就需要務實地處理對華經濟關係。英國的變化，本質上反映了其內部要求改變對華政策意識形態挂帥的呼聲，這種內生需要催生了務實主義外交的回歸。中日之間也就早日重開高級別經濟對話達成共識。

美國盟友的上述變化有其內在需求和內生動力，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上述趨勢存在不確定性和可逆性。石破內閣對華釋放積極信號，在自民黨內部已經出現雜音，鑒於石破政權政治基礎不穩固，國內政治鬥爭是否會引發日本戰略方向漂移仍存變數。德國大選在即，一些候選人已經對德國公司投資中國發出風險警告。可以預見，在七國集團峰會、北約峰會或其他國際場合，塑造中國威脅認知的話語慣性還會持續。特朗普執政後若對華超高強度施壓，並且要求核心盟友選邊站的話，這些國家是否能經得住考驗還有待觀察。儘管存在上述風險，但從長期來看，美國盟國終將逐漸走向戰略自主，以理性精神自主定義自身利益，其對華政策也會朝着務實主義方向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