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是德國前總理勃蘭特於1990年首先提出，旨在建立一個基於全球主義和規制主義的國際秩序新治理模式。30多年來，在不同語境下，全球治理被任意打扮，實用主義傾向愈發明顯。隨着國際地緣衝突頻發和特朗普高擎“美國優先”的保守主義大旗重返白宮，歐洲版“全球治理”及其異化版的美國“治理全球”均發生顯著變化。

無論學術層面的闡述還是政策層面的應用，歐洲政學界至今對全球治理的界定仍存爭議，但在“由誰治理”“治理什麼”“如何治理”這三大核心要素上存在廣泛共識。首先，在治理主體上，歐洲政學界認為，與傳統治理模式相比，政府不再是全球治理的唯一行為主體，而且需要打造一個沒有權威政府的治理新模式，即“沒有政府的治理”。因此，他們認為，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主角”。其次，在治理客體上，在全球治理概念提出後直至本世紀前20年，歐洲政學界幾乎一致認為，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安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對象，尤其氣候變化是歐洲各大論壇必不可少的議題，幾乎成為全球治理的代名詞。在這一氛圍中，昔日作為治理主要對象的傳統安全被邊緣化。再次，在治理方式上，歐洲政學界認為，僅憑西方國家無力應對全球性挑戰，需以多極主義思維聯手新興國家共同治理全球事務。雖如此，歐洲的多極治理仍是以西方主導的多元共治模式。

然而，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人工智能的軍事應用、特朗普威脅開疆拓土等事件，對歐洲的全球治理觀產生了震蕩性影響，一定程度上幾乎顛覆了歐洲政學界對“全球治理”三大核心要素的認知，地緣熱戰、核戰風險、國家主權等傳統安全挑戰重歸全球治理的核心位置。在民族國家利益存在衝突而世界遠未實現“大同”的前提下，大國博弈、領土爭端、代理人戰爭、新冷戰等全球治理的緊迫性並不亞於氣候變化，傳統安全並未讓位於非傳統安全而再次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對象。全球治理的客體發生如此變化，而要應對地緣衝突、領土完整等傳統安全的挑戰，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和國際組織尚不具備全球治理“主角”的能力，權威且具有行動力的政府依然是全球治理的首要主體。同樣，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西方主導的共治模式也不為新興大國所接受，它們要與西方平等地做國際事務共商共治的“主人”。

歐洲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後，大洋彼岸的美國並未照單全收，而是本着實用主義原則加以吸收、利用和改造，意在實現其以“自由秩序”統治世界的目標。美國贊同歐洲用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作為全球治理的價值觀體系，主張以美西方意識形態制定規則來調節國際關係和規範國際秩序。同樣，美國順勢利用了歐洲全球治理中的全球主義觀點，但是主張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在全球範圍內形成“華盛頓共識”。在治理方式上，美國並不認可歐洲的多極治理模式，甚至不接受西方主導的多極共治模式，而是憑藉“一超獨大”的國際地位，主張以實力來定位全球治理的角色分配，堅持美國單級治理全球，認為“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無可匹及的全球秩序。因此，美國的全球治理觀認為，在國際事務中，美國是獨一無二的“例外主義”角色，必須領導國際新秩序、規範國際格局。可以看出，歐洲的全球治理被美國利用和改造後，已然變成了美國版的“治理全球”。

特朗普重返白宮後，改造後的美國“治理全球”再次深度嬗變。首先，全球治理的根基“全球主義”在特朗普言論中幾乎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孤立主義、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甚囂塵上。其次，全球化飽受“反建制派”詬病，可以預見，在驅逐移民、關稅大棒等特朗普新政推動下，逆全球化潮流會進一步抬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碎片化”勢頭將加快。第三，“巴黎協定”和世衛組織等全球治理框架與“美國優先”政策格格不入，美國再次退群隨時會發生，其“領導世界的道德光環趨於暗淡”。第四，特朗普威脅購買格陵蘭島、收回巴拿馬運河等虛實莫測的言論，讓國際社會擔憂“新帝國主義”將衝擊全球治理的四梁八柱，為此，法國外交部長巴羅憂心忡忡地表示，特朗普的言論標誌着“全球規則的崩潰”。儘管特朗普新政凸顯“內顧”傾向，但這並不表明美國已放棄“治理全球”的目標。事實上，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是兩黨形成的“跨黨派共識”，否則，特朗普不會發出“金磚國家如若動搖美元地位就加征懲罰性關稅”的威脅。因此，美國單級“治理全球”的本質並未改變，改變的只是治理的方式和手段，特朗普要的是“跟班盟友和他國多出力，帶頭大哥坐收天下之利”的交易主義效果。

概言之，無論是歐洲的“全球治理”還是美國的“治理全球”，都是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西方敘事，它們不符合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客觀事實，更無法滿足全球南方國家改變國際制度性權力分配失衡局面的訴求。在西方全球治理觀凸顯不足和弊端的同時，金磚國家提出的“共商共治共享，實現全球再平衡”的新全球治理觀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