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國競爭背景下，我們不指望兩國回到本世紀初標誌性的接觸戰略。但是，避免衝突、確定雙方在何時何地可以合作的領域，是符合兩國利益的。

與其說歐洲在「自決」與「依美」間作出了選擇，不如說歐洲決定在此二者間「摸着石頭過河」。而歐洲如何「過河」、能否「過河」，將是與美國內政、大國博弈、國際秩序變化相互共振的結果。

美國在大選年往往加大對「中國威脅」的炒作，觸動中美之間的敏感神經，其帶來的不確定性就是中美關係的風險。

在國際體系無法約束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冷戰思維的前提下，加強中俄戰略協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五個始終」確立了新時代中國發展中俄關係的基本主張，那就是不僅要符合中俄兩國互利共贏的需要，更要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近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這是中美落實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共識的重要舉措，有助於雙方保持對話、管控分歧、加強國際事務協調。

沒有多少人指望「特朗普2.0」的世界會變好，相信特朗普的反攻倒算將把美國推入激烈政治混亂的人卻很多，相信特朗普會加緊把美國的力量從世界抽回的人更多。中國不僅需要梳理特朗普一旦重新上台對中美關係和國際秩序可能造成的衝擊，更要思考如何擺脫美國國內政治周期變化和對外政策激烈搖擺的困擾。

巴以衝突在美國社會引發的爭議以及輿論的分裂已經對拜登連任造成了嚴重影響。民主黨票倉內出現的「不參與」傾向對拜登選情極為危險。拜登與穆斯林群體的緊張關係給今年的大選選情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新華盛頓共識」以「共識」為名，卻因本質上的零和思維而產生了「阻礙共識」的不良影響。其本質仍是美國維繫霸權地位，這就決定了它對國際秩序具有不可避免的破壞性。

美國在烏克蘭戰爭中的行為雖有道義動機，但出於對自身未來安全的擔憂，它也會規制烏克蘭的戰爭行動。這可以讓北約更加依賴美國，同時消耗俄羅斯的實力。美國的援烏法案很難改變戰爭僵局。

加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當前拜登加沙政策的多重困境，並對拜登連任構成了巨大挑戰。隨着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趨於白熱化，拜登團隊在這一問題上的困境或會進一步加劇。

美日菲峰會表明，三國關係不再滿足於時下現狀或以美國為支點的單方連接。這一「小多邊」架構的主旋律依舊是加強對華遏制，競贏對華戰略競爭。

在逆境中堅持中美對話，為的是引發三重聽眾的積極共鳴，通過積極「塑勢」為中美關係趨穩創造有利的大環境。

隨着美國出現「特朗普回歸」的趨勢，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被廣泛抨擊和針對的德國，是否應當考慮加強中德、中歐各領域合作的韌性，以緩解經貿、氣變、中東局勢等方面的「特朗普衝擊」。

美國的對華戰略認知誤差是導致中美關係陷入困境的一個關鍵原因，甚至可以說是首要原因。從目前看，誤導美國對華戰略認知的因素至少有五個。

美國一直宣稱要在東南亞和中國競爭，但幾年來其競爭方式總是不能精準匹配東南亞國家的真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