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對伊朗發起戰爭引發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危機，進一步撕裂本就脆弱的跨大西洋戰略互信。

歐盟犧牲中國利益向美方遞投名狀，既是高估自身能力，也忽視了中方的韌性和戰略定力，並給中歐推進務實合作及在全球性問題的協調帶來更多困難。

歐盟推進「經濟優先」的實踐仍然面臨不少挑戰，其對美國的策略性妥協也在不斷侵蝕自身的經濟獨立性。

歐洲當權者積極「反擊極右」，將對特朗普2.0時期的美歐互動模式產生深刻影響。

歐盟未來的「轉向亞洲」及深化與「全球南方」合作，應更加關注如何攜手應對美國摒棄國際道義和責任所帶來的後果，如何構建一個「後美國時代」的全球化時代，保持開放包容和互利互惠。

馬斯克同歐洲右翼政黨打得火熱，實則代表了雙方背後的美歐保守主義勢力在外交、政治與經濟利益上相互利用的趨勢，對特朗普2.0時代的跨大西洋關係互動也將造成較顯著影響。

如果繼續令自身經濟政策陷入地緣政治窠臼，並消耗有限的資源，歐洲未來將更難扭轉新興產業地位和國際經濟影響力緩慢下滑的趨勢。

政黨更迭對中英、中法關係基本面的影響有限。但作為政治更加左傾的國家，英法也許會將發展對華關係作為應對大西洋彼岸右轉浪潮及其外溢衝擊的重要抓手。

法德有意借馬克龍訪德展示雙方加強合作、共同塑造「歐洲主權」的決心。 但美國不會允許歐洲朝獨立自強、擺脫北約控制的方向走太遠。

隨着美國出現「特朗普回歸」的趨勢，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被廣泛抨擊和針對的德國，是否應當考慮加強中德、中歐各領域合作的韌性，以緩解經貿、氣變、中東局勢等方面的「特朗普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