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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一凡 北京語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員

歐洲「反擊極右」與歐美關係

2025-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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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2.0時代的開啟給全球右翼保守主義注入新能量,並形成以美國政治保守力量為核心的全球聯動風潮。而以歐洲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則加緊抵制這一浪潮,以應對本土極右力量崛起對自身政治格局和治理能力的影響,以及“外國干涉”及意識形態的衝擊。

近期波蘭、羅馬尼亞、葡萄牙接連舉行的總統或議會選舉,被視為自2月德國大選以來歐洲政治的最新風向標。在多方干預下,歐洲極右勢力最終未能繼續在擴大執政影響上取得新突破。羅馬尼亞建制派總統候選人達恩擊敗極右政黨團結聯盟黨主席西米翁,波蘭執政黨“公民聯盟”總統候選人恰斯科夫斯基以30.8%的得票率在總統首輪選舉領先,一度大熱的極右翼候選人門岑被淘汰出局。在這些結果背後,是當前歐洲對極右勢力崛起及美歐極右聯動趨勢進行的反擊和對沖。

當前,美國右翼保守派對全球右翼的領導和塑造較特朗普第一任期更為公開和張揚,他們依託歐洲和拉美兩大重要板塊,加速全球右翼保守主義的集聚和整合,並呈現出兩大特點。首先是,美國正在打造一個全球右翼保守派中心。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阿根廷總統米萊借參加特朗普就職典禮與美國相互站台、壯大聲勢。2月份的美國“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則成為歐洲、拉美極右翼領導人追捧“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理念的聯歡。法國《世界報》稱這次會議是歐洲民族主義者的“朝聖”,波蘭法律與公正黨已準備5月在波蘭召開歐版CPAC。第二個特點是,美國保守派特別是“科技右翼”不斷高調介入他國政治事務,副總統萬斯在慕安會上的演講更標誌着美國保守派公開向歐洲建制派宣戰。“科技右翼”領袖馬斯克的推特日常即是為德國、羅馬尼亞的極右政黨發聲,而歐洲極右翼也樂於讓美國保守派為其理念站台,如馬斯克與德國選擇黨主席魏德爾在德國大選前的對話轉化成為選擇黨的助選活動,羅馬尼亞團結聯盟黨主席西米翁不僅親赴CPAC,還曾邀請馬斯克赴羅馬尼亞進行“關於民主的辯論”。

在歐洲建制派看來,美歐極右翼正對西方傳統政治價值觀形成越來越大的衝擊。首先是雙方對“民主”定義權的爭奪變得日趨激烈。極右翼政治在民主上強調“選票決定現實”,即投票給極右翼乃至所謂“威權領導人”有其現實合理性,說明民眾希望落實反移民、本國利益優先等相關議程。他們甚至不惜利用群眾運動、網絡輿情、極端的言論和政策為奪權服務。而歐洲建制派則堅持西方民主應基於“自由主義秩序”所框定的規範,政黨或政治力量將選票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前提是在重要議題上符合“政治正確”。這種認知出自歐洲對二戰前納粹法西斯借選舉和民意上台這段歷史的敏感,它對“選票政治”劃定基本底線和原則,形成了對極右或極左建構“防火牆”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另外,美歐對“自由”概念也出現分歧。美國保守派提倡“絕對自由”,如經濟上儘可能“去監管”、輿論上不設前提條件地“言論自由”。不過,美國在行政實踐層面卻有“威權”趨勢,其政府運行和政策制定更多體現特朗普的個人意志,與立法、司法部門的矛盾日漸激化。而歐洲國家則將“自由”放在歐盟基本價值觀框架下討論,並對歐爾班的“非自由民主”以及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國與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愈發相似產生警惕。

在此背景下,歐洲建制派在與極右勢力“正面較量”的同時,也越來越多採取“非自由手段”擠壓對方的政治活動空間,如“杯葛”極右轉向司法層面。法國司法部門借“挪用資金案”阻止國民聯盟領導人勒龐參加2027年總統選舉,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將德國選擇黨定義為“極端組織”,羅馬尼亞憲法法院於2024年12月直接宣布選舉無效。此外,建制派還利用公眾對“外國干預”的警惕和不滿打“愛國牌”。羅馬尼亞總統選舉期間,“俄羅斯干預選舉”和極右候選人與俄羅斯的關係成為影響選舉的重要因素。而隨着歐洲對美國的戒備因“對等關稅”、美俄越頂外交等持續加劇,歐洲極右翼政黨所吹噓的與特朗普“理念相通”有可能在歐洲的反特朗普情緒中成為選舉負資產。

歐洲當權者積極“反擊極右”,將對特朗普2.0時期的美歐互動模式產生深刻影響。戰後的歐美關係主要依託政治、經濟、安全和價值觀四根支柱,當前雙方不僅在前三者上矛盾和衝突加深,第四根支柱也遭遇二戰後罕見的動搖。預計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歐美互信和政策協調將嚴重受挫,雙方將在“脅迫與談判”中不斷進行利益劃分,而歐盟也會更加提防當下的美式政治思潮與價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