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策的適度改變有可能大大緩和南海的緊張局勢。具體來說，特德·蓋倫·卡彭特認為，華盛頓應大量減少對抗性的「航行自由」巡邏，不再把北京當成破壞性因素來對待。

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舉行歷史性的新加坡峰會之後，評論把這次峰會描述為習近平主席的巨大成功，認為它為中國主導亞太地區鋪平了道路。但是另一種論點也在抬頭，這種觀點認為峰會的和平結果給中國製造了新的麻煩。

金正恩和文在寅取得的初期進展令人鼓舞，為半島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礎。但這只是第一步，許多棘手的障礙依然存在。

美國國會和特朗普總統最近採取的行動使美國對台政策關鍵而微妙的平衡面臨被打破危險。他們的行動激怒了中國，使華盛頓與北京之間本已令人不安的緊張加劇。在引起東亞的一場大危機之前，美國官員必須重新評估他們的行動方針。

韓國可能發現，依賴一個遙遠的大國提供安全保護，本身就帶有潛在的悲劇性缺陷。對韓國的未來作出重大決定的將是華盛頓，而不是首爾。

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對唐納德·特朗普當選意味着華盛頓外交政策將出現重大轉變的擔憂不絕於耳。這種擔心大部分被證明是杞人憂天。但特朗普公開與幾個專制政權親近，不顧它們明目張胆地侵犯人權，應當引起所有人的關注。

雖然在安全上依賴美國有許多好處，但它也有消極一面，當盟國的基本防務要依靠美國時，它們就放棄了決策自主權。搭美國的安全順風車並不真的免費，事實上，繼續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的代價可能是毀滅性的。

華盛頓態度強硬，並不能誘使北京承擔給朝鮮當局施加更多壓力的風險。美國政府首先應該響應北京長期以來的呼籲，與平壤展開認真的雙邊談判。

唐納德·德朗普與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的電話交談在美國引起焦慮反應。華盛頓的動作將包括提出更多讓人不快的要求，而不是提出請求並進行穩重的外交。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意味着擁有最高優先權的是美國利益，而不是維持良好同盟關係。這將是華盛頓的東亞和歐洲合作夥伴面臨的一個重大變化。

無論中國還是美國自然都不希望與重要的經濟夥伴對抗。但我們也應注意到經濟聯繫作為抑制因素的局限性。上世紀70年代初理乍得·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精心謀劃兩國和解以來，第一次有位即將上任的總統似乎想把大選中抨擊中國的言論變成實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