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沙拉的熱烈態度，證明它們正以狹隘的地緣政治邏輯取代「9·11」後國際社會達成的反恐合作共識。這種投機主義的選擇性反恐立場不僅是巨大的歷史性倒退，還將帶來極為深遠的消極後果。

6月13日到6月24日，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核設施進行大規模空中打擊。值得一提的是，軍事行動結束後，以色列、伊朗和美國三方同時宣稱自己贏得了這場衝突。這種分歧不僅反映了各方對於衝突後果的理解差異，更折射出了圍繞伊朗核問題博弈的激烈程度。那麼，到底該如何理解圍繞伊朗核問題的軍事衝突呢？筆者以為，除了極少數從中收益的政客外，或許在這場衝突中並沒有真正的贏家。

伊朗當地時間6月22日凌晨，美國動用B-2戰略轟炸機向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的核設施投下了被稱為「炸彈之王」的GBU-57巨型鑽地彈。特朗普總統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軍的打擊行動「非常成功」。由於美國一直是以色列最主要的外部支持者，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政策和立場就成為決定局勢最終走向的關鍵。筆者認為，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問題上面臨著一系列致命陷阱，討論「成功」與否似乎為時尚早。

特朗普新任期內的全球戰略至少存在四個嚴重的「錯位」。其所作所為非但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滑落，直接或間接地損害了美國的根本利益。

7月23日，巴勒斯坦14個派系的代表在北京簽署了《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簡稱《北京宣言》）。如果說一些西方媒體對於2023年中國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和解心存疑慮和觀望的話，《北京宣言》再一次有力地證明：中國已經成為中東舞台上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筆者認為，無論是從應對加沙危機，還是從地區和平和中國中東外交的角度來看，《北京宣言》的意義都不應當被低估。

消除反猶主義不能寄望於一部爭議四起的法案，而是需要真正平等的民族和解與跨文化交流。

加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當前拜登加沙政策的多重困境，並對拜登連任構成了巨大挑戰。隨着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趨於白熱化，拜登團隊在這一問題上的困境或會進一步加劇。

莫斯科恐襲案說明恐怖主義並未遠去。當前全球反恐正面臨三種全新的挑戰。

儘管西方媒體和政客對塔利班頗多指責，但誰都不能否認阿富汗政治比2001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穩定。

對華新冷戰不僅會讓美國企業錯失中國的巨大市場和發展機遇，更會迫使中國做出更多現實主義的反應，為美國製造一個不必要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