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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震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

《北京宣言》的劃時代意義

2024-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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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巴勒斯坦14個派系的代表在北京簽署了《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簡稱《北京宣言》)。如果說一些西方媒體對於2023年中國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和解心存疑慮和觀望的話,《北京宣言》再一次有力地證明:中國已經成為中東舞台上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筆者認為,無論是從應對加沙危機,還是從地區和平和中國中東外交的角度來看,《北京宣言》的意義都不應當被低估。

首先,《北京宣言》或將有助於為久拖不決的加沙危機提供新思路。去年10月加沙危機爆發以來,巴以雙方都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根據加沙衛生部今年7月公布的數據,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 39,000 人死亡,將近90,000人受傷,包括大量婦女和兒童。巨大的人道主義危機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憤怒,除了此起彼伏的校園抗議外,一些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也對以色列不計後果的軍事冒險進行了批評和指責。在大多數國際社會成員看來,內塔尼亞胡政府所謂的“自衛”行動事實上變成了針對整個加沙無辜民眾的“集體懲罰”。

西方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曾指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然而,內塔尼亞胡政府在加沙進行軍事冒險的同時,卻沒有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政治方案。內氏在去年12月提出的三個停火條件,即徹底摧毀哈馬斯、加沙非軍事化和巴勒斯坦社會去激進化,在現實中並不可行。這就造成以色列開戰以來,雖然在加沙取得了不少軍事進展,但在政治和戰略上卻毫無進展,甚至進退維谷。在戰場上,以色列迄今未能營救出所有被扣押的人質,也未能徹底清剿哈馬斯組織,更遑論擊垮其背後的激進意識形態和國際網絡。在國際上,一方面以色列多年來苦心孤詣建立起來的國際形象和道義基礎喪失殆盡;另一方面,中短期內以色列要想重建其在本地區的軍事威望和戰略威懾也絕非易事。與此同時,由於真主黨和胡塞武裝的加入,中東局勢還存在着進一步升級與惡化的風險。由於以色列在開戰之初就將哈馬斯定義為“恐怖組織”,堵死了與之進行政治對話的可能。根據《北京宣言》精神,巴勒斯坦各方同意“巴解組織”為唯一合法代表,這將使以色列未來無需面對“哈馬斯代表”之類的尷尬問題。同時,由哈馬斯適度參與、其他國家提供支持的“巴解組織”來接管加沙地帶,或可成為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這就為緩解加沙危機,防止整個中東局勢(包括黎巴嫩和紅海危機)持續升級,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間。

其次,《北京宣言》有助於重新點燃人們對於中東和平進程的希望。巴以衝突是二戰後整個中東問題的核心,而巴以衝突的核心又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建國問題密切相關。1948年5月以色列成功建國後,巴勒斯坦人的建國問題始終得不到有效解決。“兩國方案”作為推動巴勒斯坦人建國的政治倡議,得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和認同,但在實踐中卻困難重重、舉步維艱。一方面,過去三十多年來,以色列國內政治日益右轉,支持中東和平進程的民眾和政客越來越少;另一方面,阿拉法特去世以後,巴勒斯坦方面已經沒有能夠繼續領導政治對話的權威領導人。特別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會選舉後,整個巴勒斯坦一分為二,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分別由哈馬斯和法塔赫進行治理。

對以色列來說,巴勒斯坦的分裂或許使其享有更大戰略優勢。但是,它也讓以色列在與巴勒斯坦開展任何有效的政治對話時變得困難重重,甚至不復可能。阿拉法特去世後,筆者曾和以色列同行探討過“以色列人是否會懷念阿拉法特”的問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問題並非杞人憂天,巴勒斯坦內部的持續分裂並不是以色列的福音。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塔赫在阿拉法特之後的式微,哈馬斯在加沙地帶一家獨大,正是造成當前加沙危機的重要原因。在簽署《北京宣言》過程中,14個巴勒斯坦派別的代表共同參與,以示“民族團結”。如果巴各方能夠以簽署《北京宣言》為契機,真正實現“民族團結”,未來就有可能在巴以對話中形成相對統一的聲音,為自身建國和持久和平創造新的機會。

當然,必須要指出的是,巴以衝突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雙方之間所積累的仇恨、矛盾和不信任絕非一朝一夕內所能解決。加上主要當事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美國、歐洲和阿拉伯世界等相關方國內政治的劇烈變化,未來無論是在加沙停火、重啟和談,還是推進新的和平進程,都將面臨巨大變數和不確定性。就此而言,《北京宣言》所提供的只是一種起點與可能,決不是最終解決方案和結果。

最後,《北京宣言》既展示了中國在中東事務中的巨大影響力,也為世界大國在中東事務上開展合作提供了新機會。過去幾十年來,通過不斷深化經濟合作,中國已經成為許多中東國家最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包括一些美國中東盟友與夥伴。由於中國長期堅持“不干涉內政”外交,避免過多地捲入中東地區內部事務,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北京斡旋成功伊朗-沙特和解,包括促成巴勒斯坦各派的和解等,足以表明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早已不再局限於經濟領域。更重要的是,與更為強調地緣政治競爭和動輒“非黑即白”的西方“零和外交”相比,中國通過構建各種互利共贏的戰略夥伴關係和爭議對話機制展示了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東方大國的智慧。到目前為止,中國依然是所有世界大國中唯一一個與衝突各方保持有效對話與溝通的國家,而這種獨特作用正是其他大國所不具備的。

在一些西方國家看來,特別是在華盛頓,不少人仍然傾向於從所謂“大國競爭”的角度看待中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擴展。事實上,中國不僅拒絕接受所謂“大國競爭”的概念,更無意在中東地區尋求與美國進行此類“大國競爭”。簡言之,中東不應當成為大國競爭的戰場,中國也不是當前美國加沙外交失敗的肇因,而是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推手。對於深受加沙危機拖累的華盛頓來說,已經到了需要正視中國在中東地區作用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