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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震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

拜登中東之行何以未達預期?

2022-07-26

7月16日,拜登總統結束了上任以來的首次中東之行。他曾在7月9日的《華盛頓郵報》上撰文稱,中東之旅“將揭開一個更具希望的新篇章”。不過,儘管訪問中東說明其外交趨於務實,但所引起的批評和爭議之大卻遠遠超出了預料。拜登中東之行何以未達預期?原因至少有四點。

首先,拜登總統此次出訪的預期目標過高。從拜登前述文章可以看出,此行目標主要有四:

一是“重新定位”美沙關係,以緩解因俄烏衝突而高漲的國際油價;

二是對伊朗施壓,迫使其接受新的核協議;

三是推動中東地區的一體化,構建中東版“北約”;

四是推動中東盟友參與美國和中俄之間的“大國競爭”。

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並未言明的國內政治目標,即為11月中期選舉拉票。考慮到中東地區複雜的歷史與現實,這些目標顯然有些過於樂觀了。僅以伊核問題為例,儘管拜登政府在前期談判中釋放了善意,但是並未提供足夠的經濟和政治保證。對伊朗來說,一旦拜登政府進入“跛鴨期”或是無法連任,如何保證協議不會像上次一樣無疾而終呢?

其次,拜登政府的外交策略同樣不合時宜。拜登此行訴求多多,但卻忽視了個中緩急。比如,他一方面希望沙特等海灣產油國能夠儘快提升產能,平抑國際油價,另一方面卻重提當年卡舒吉遇害事件。或許對拜登團隊來說,這已經比民主黨激進人士要求將沙特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等立場“溫和”了不少,但這仍然不會引起沙特當局的任何積極回應。對沙特來說,拜登政府在對巴勒斯坦女記者希琳·阿布·阿克萊之死不置一詞的情況下,繼續對卡舒吉案件進行追責未免太過虛偽與可笑。無論拜登基於何種原因重彈“人權”老調,都無助於其在沙特外交目標的達成,更無助於彌補美國和沙特之間日益增長的信任赤字。須知美國在“阿拉伯之春”中拋棄穆巴拉克政權的做法,以及近年來要求就“911事件”對沙特追責的呼聲等,無一不讓沙特領導人心存疑慮:美國還值得信任和依賴嗎?

再次,拜登中東之行的時機並不理想。3月15日,著名的美國猶太院外集團——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宣布了擬支持的國會中期選舉候選人名單,其中有40名共和黨候選人為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7月初,拉斯穆森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認可拜登工作的受訪者僅為37%,已低於特朗普時期的最低水平(38%)。顯然,拜登總統是在面臨巨大國內政治壓力的情況下開始了中東之行。但是,對於其中東盟友來說,由於拜登在上任一年半的時間裡並未對當地表現出任何興趣,他此行並不能使它們對美國的信心增加多少,或是改變它們關於美國正在從中東地區收縮、撤離或是無視中東的印象。此外,拜登在與伊朗進行一年多談判而毫無結果之後,轉而尋求與反對伊朗最激烈的以色列和沙特聯手,這不僅可能使伊核談判功虧一簣,更不可能改變國內選民對其中東政策缺乏建樹乃至失敗的糟糕印象。

最後,拜登中東之行仍未擺脫“大國競爭”的魔咒。拜登在出訪前聲稱將會反擊俄羅斯的“侵略”,並將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處於有利位置。但他顯然忽視了一個新事實,即作為冷戰後國際秩序轉型較早開始的地區,中東由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正趨於終結。如今,中東在安全上已形成了美俄並立的二元結構,在經濟上則形成了中美歐並立的多元格局。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的中東盟友紛紛開始“向東看”,試圖學習中國發展經驗,搭上中國經濟快車,並期待中國更多地參與中東事務。中國已成為許多美國盟友的最大貿易夥伴和投資國。

簡言之,儘管美國從未離開中東,但其在中東地區的霸權早已今非昔比,繼續迫使盟友“選邊站”的做法很可能適得其反,尤其是在美國“從中東收縮”的背景下。如果拜登政府能夠及早認識到這一點,美國的中東外交就會少一份尷尬,多一份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