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問題上轉嫁矛盾和抹黑別國並不能成為解決國內疫情的有效途徑。疫情總會過去，但我們卻不能不思考：疫情之後，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權」和國際道義？

中國政府通過融合性發展進行反恐的努力並未引起國際社會的應有重視。它卻代表一種值得關注的反恐思路。

如果華盛頓有人執意把中國視為一個「敵人」，那註定會收穫一個前所未有的敵手。重啟冷戰將成為二戰以來美國最大的戰略失誤，並會使美國民眾和國際社會付出沉重代價。

如果美國戰略界不改變對中美實力變化和雙邊關係的認知，無論特朗普未來是否當選，中美關係短期內都還看不到令人樂觀的理由。

擊斃巴格達迪或許可以成為特朗普未來參選的政治籌碼，但不能掩蓋美國境內種族主義仇恨和恐怖活動正在持續增加的事實。

美巴之間的分歧並不在於反恐本身，而在於對未來阿富汗局勢的認識和理解。特朗普政府可以讓巴基斯坦成為美國阿富汗反恐政策失敗的「替罪羊」，但這並不能解決阿富汗問題。

世界上並沒有通過阻止別國發展獲得安全的成功先例。無論是阻撓中國在洞朗地區築路，還是抵制「一帶一路」倡議，都不可能加快印度自身的發展。與其被動擔憂和防範中國崛起，不如儘快抓住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積極地參與到中國的開放式合作倡議中去。

「伊斯蘭國」在摩蘇爾和拉卡的戰場失利，並不意味着其背後所代表的「聖戰」暴力運動的終結。它只是表明我們面臨的國際恐怖活動威脅和全球反恐戰爭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

敘利亞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一直保持了低調。近日美國對敘利亞發動導彈襲擊的時機或可表明，隨着敘利亞局勢進入政治解決的關鍵時刻，中國的作用正在日漸顯現。

將今日中美俄關係視同當年中美蘇「大三角」未免過於淺薄。今日美國的最大敵人是它的「心魔」：不肯承認美國霸權衰落，不願平等尊重其他國家的利益和正當訴求。美國在國際社會尋找替罪羊並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反而有可能讓潛在盟友成為「自我實現」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