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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震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

特朗普無法成為第二個尼克松

2017-03-09

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前往北京的“破冰之旅”改變了世界格局,並使美國收穫了豐厚的冷戰紅利:美軍隨後從越南戰場逐步撤出,而蘇聯卻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沼。尼克松訪華不到20載,曾經在冷戰中盛極一時的蘇聯陣營便轟然倒塌。如今,尼克松和他的搭檔基辛格博士通過改善中美關係來撬動中美蘇三角關係的舉動早已成為國際社會廣為傳唱的經典和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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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新總統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國際社會普遍存在一種“特朗普焦慮症”,特別是特朗普在當選前後發表的一些對華強硬言論更是引起了無數猜測。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關於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討論再度出現。一些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尼克松和基辛格倡導發展對華關係的看法早已過時。似乎只要與俄羅斯“聯手”,美國就能遏制中國崛起,重現冷戰結束之初的榮光。

特朗普真的可以成為第二個尼克松嗎?至少筆者對此並不樂觀。簡言之,尼克松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特朗普總統只能創造屬於當今這個時代的偉大,卻無法成為“第二個尼克松”。任何試圖借鑒昔日尼克松總統的戰略,通過“聯俄遏中”政策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說法都不過是刻舟求劍的無稽之談。

首先,今日之中國完全不同於當年的蘇聯。外交上,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即開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不尋求建立“華約”或“北約”那樣的國家集團,也沒有像當年前蘇聯入侵捷克、阿富汗一樣到處窮兵黷武、劃定勢力範圍。經濟上,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走上了以自由競爭和對外開放為特徵的市場經濟道路,龐大的中國市場為西方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機。聯合國貿發會議發佈的《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共吸收外資1356億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三。中國美國商會2016年調查顯示,超過60%的會員企業將中國列為全球三大投資目的地之一,68%的企業有擴大在華投資計劃。政治上,雖然中國堅持自身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中國共產黨執政,但已不再尋求對外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也不再以顛覆或挑戰西方價值體系為目標。近年來被國際學界廣為熱議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更多是中國對於自身發展歷程的總結,但其官方從未顯示出對外輸出這一經驗的國際主義熱情和意願。

其次,今日之中美關係也完全不同於當年的蘇美關係。上世紀60、70年代,美蘇雙方仍處在冷戰對抗的高峰,除了一觸即發的“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外,雙方還支持各自的代理人在歐洲、中東、亞洲和非洲等地進行激烈對抗和熱戰。兩大陣營之間在經濟上也幾乎沒有往來,1970年美蘇貿易只有2億美元,不到美國外貿總額的0.5%。70年代以來,中國已不再尋求與美國對抗,只是小心翼翼地在維護二戰後美國所倡議的國際秩序基礎上謀求自身利益和發展。換言之,當今中國的發展並不是以損害美國利益為代價換來的,而是一種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非對抗性雙邊關係。正因為如此,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相互依賴程度也遠非當年蘇美關係可比。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5和2016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分為5980.7億美元和5785.9億美元。2014年中國對美投資首次超過美國對華投資,2016年中國對美投資預計超過300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還持有1萬億美元以上的美國國債。2015-16學年,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已達32.8萬人,佔全美國際留學生總數的31.5%。僅此一項,即可為美國經濟貢獻114.3億美元。在應對氣候變暖、環境保護、跨國犯罪、核不擴散等其他全球性議題上,中美雙方也開展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合作。

最後,當今中美俄關係與當年中美蘇關係同樣不可同日而語。在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冷戰大背景下,中蘇關係經歷了一個從50年代結盟的“蜜月期”到珍寶島武裝衝突的決裂過程,美蘇關係則經歷了從冷戰初期的“美強蘇弱”到60年代末“蘇攻美守”的態勢。無論在歐洲、中東、南亞還是中南半島,當時美國都面臨來自蘇聯的強大壓力。正是在蘇聯全球軍事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共同威脅面前,中美關係完成了從朝鮮戰爭時期的正面軍事對抗到重新認識和尊重對方的轉變。中美兩國老一輩領導人果斷調整外交戰略,使冷戰率先在亞洲地區成功實現了上世紀50年代中蘇結盟以來的“第二次轉型”。尼克松總統本人在《超越和平》一書中也寫道:“在冷戰期間,促使美國與中國相互靠攏並將兩國聯繫在一起的力量是恐懼。”如今,冷戰已經隨着蘇聯陣營的瓦解煙消雲散,中國不僅與繼承前蘇聯的俄羅斯實現了關係正常化,還解決了長期面臨的共同邊界問題,並在2014年建立了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無論戰略互信,還是合作領域與合作層次,中俄關係之親密在當今大國中並不多見。與此同時,中美關係也已從早期較為單一的軍事和政治合作發展為更加全面、深入的互惠合作,並形成了或許是目前世界上最為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在當今中美俄關係中,任何一方要想利用對方來針對第三方的做法都是不現實的。此種戰略設想不僅代價高昂,而且存在着極大風險和不確定性。

以此觀之,那些將今日中美俄關係視同當年中美蘇“大三角”的做法未免過於淺薄。今日美國之最大敵人並非中國或俄羅斯,而是來自其自身尚未克服的“心魔”:不肯承認美國霸權衰落、不能跳出同盟體系中的“聯盟陷阱”、不願平等地尊重其他國家的利益和正當訴求,甚至無法正視自身的戰略失誤。對美國領導人來說,在國際社會尋找替罪羊來掩蓋自身錯誤並不困難,但這並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更多時候,它反而會讓潛在盟友成為“自我實現”的敵人,將國家引入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