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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震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

拜登對華政策仍未走出困境

2022-07-21

7月9日,在印尼巴厘島出席G20外長會議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國外長王毅再度會晤。保持對話或許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中為數不多的亮點,但這並不能掩蓋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依然泥足深陷的事實。

首先,儘管對特朗普時期的外交政策有頗多批評,但拜登團隊迄今仍未走出特朗普對華政策的泥沼。特朗普雖然離任,但美國對華政策卻未必能回歸理性。事實證明,拜登政府不僅在扭轉對華政治生態、輿論環境上無所作為,在糾正特朗普對華“惡政”方面也乏善可陳。比如,拜登政府至今未能取消特朗普時期加諸中國商品的關稅,而高關稅正是美國近期通貨膨脹的重要推手。今年5月以來,美國CPI指數已高達8.6%。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專家指出,削減關稅不僅可以直接影響進口商品和原材料價格,還會促使國內生產商為了市場競爭而主動降價。其中,削減對華關稅可以使通脹率下降約1個百分點,僅此一項就可以為每個美國家庭節省數百美元。再如,布林肯在5月26日的對華政策政策演講中延續了特朗普執政末期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進行區分的激進做法。試問,對於一個擁有9700萬社會精英的執政黨,如何將其與普通民眾進行區分?顯然,除了討好國內鷹派,並引起中國對“和平演變”的警惕與反感之外,此類表態並無任何價值。

其次,拜登政府在對華戰略上陷入新的戰略迷思。與特朗普執政後期相比,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雖然相對溫和一些,但仍未克服“唯我獨尊”的霸權心魔。這至少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中更為強調美國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和對立性。然而,在中國史無前例的發展成就和開放性合作體系面前,製造意識形態對立即便有助於美國重塑西方陣營,也遠不足以在國際社會挑起一場針對中國的“新冷戰”。尤其是在自身族群矛盾激化、兩黨政治極化、老人政治等一堆“民主病”面前,美國長期標榜的“民主制度”早已在中國年輕一代中失去了吸引力。如果說意識形態並未成為上世紀70年代中美解凍的障礙,那麼今日重彈“意識形態”老調則無異於自欺欺人;二是過度聚焦於與中國的所謂“大國競爭”。中美作為兩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二者之間有矛盾和分歧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這並不必然造成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拜登政府雖然一再聲稱無意與中國開展“新冷戰”,但其所構建的“戰略競爭”正在將世界推入一種前途未卜且令人不安的境地。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拜登政府基於所謂共同“規則”和“價值”的同盟體系都更像是圍堵中國的戰略包圍圈。此類做法不可能不引起中國的反抗與抵制,並會摧毀冷戰後美國大力構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乃至觸發新的不可預知的國際劇變,

最後,拜登政府改善對華政策的窗口期正在快速消失。一方面,民主黨在國會僅擁有微弱優勢,而且很可能會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中失去優勢。7月初,拉斯穆森報告(Rasmussen Reports)公布的民調顯示,認可拜登工作的受訪者僅為37%,已低於特朗普時期的最低水平,不認同拜登工作的受訪者則高達61%。一旦中期選舉失利,拜登政府將提前進入“跛鴨期”,屆時其對外政策將面臨更多掣肘。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制裁已形成巨大的“反噬效應”。這些限制雖然給中國企業造成了巨大困擾,但也促使中國本土企業迎頭趕上,而美國企業的市場份額正在被其他市場力量迅速取代。7月1日,中國三大航空公司宣布斥資370億美元購買292架空客飛機便是一個警訊。毫無疑問,對跨國企業來說,中國市場不僅意味着超額利潤,還意味着可用於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的天量資金和國際競爭力。

簡言之,儘管拜登總統任期將近過半,但其對華政策仍未擺脫困境,而歷史留給拜登團隊的時間已經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