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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震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

《反猶主義法案》能解決美國的反猶主義嗎?

2024-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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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美國眾議院以320票對91票通過了紐約州共和黨議員邁克爾·勞勒(Michael Lawler)提議的《2023年反猶主義意識法案》。在當前美國政治生態下,這部法案會以較大概率在參議院獲得通過,並經拜登總統簽署後成為一部新法律。筆者認為,該法案除了引發巨大的爭議外,不僅無助於解決當前美國面臨的反猶主義,反而有可能引發更大範圍的憤怒和仇恨。

首先,法案並未解決冷戰後全球範圍內出現新一波反猶主義浪潮的深層根源。眾所周知,“反猶主義”(Antisemitism)是伴隨着早期宗教鬥爭以及猶太人在世界各地大流散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和社會思潮,也是一種古老而醜惡的種族仇恨。所謂“反猶主義”,主要是針對猶太人的種族、宗教和文化特性及其歷史傳統的仇恨和攻擊。儘管反猶主義現象由來已久,但“反猶主義”這一詞彙卻是一個名叫威廉·馬爾(Wilhelm Marr)的德國記者在1882年創造出來的。它由前綴“anti”和詞根“semite”組合而成,其中閃米特人(Semite)是指包括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內的操閃米特語的人。不過,在後來的歷史演化過程中,這一詞彙變成了專門針對猶太人的仇恨犯罪的代名詞。

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對以德國納粹政權和法西斯勢力為首惡的反猶主義進行了徹底清算,從而使反猶主義一度銷聲匿跡。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中的反猶主義又出現了死灰復燃的勢頭。這波反猶主義浪潮主要源於西方傳統的反猶主義偏見、極右翼勢力政治影響力的上升,以及中東和平進程長期停滯引發的憤懣和不滿等。特別是隨着近年來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關於猶太人權力的各種“陰謀論”再度沉渣泛起。在歐美國家,以“白人至上主義”等為代表的種族主義、政治民粹主義幽靈也出現上升勢頭,這些都為反猶主義的回歸提供了社會土壤。法案只關注於作為表現形式的反猶主義,而無視其背後的深層社會根源,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反猶主義。

其次,法案不僅沒有回應引發本次反猶主義的直接誘因,反而將對以色列的批評與真正的反猶主義混為一談。這不僅無助於緩解當前國際社會的憤怒,而且具有極大的反噬作用,更不利於維護全球猶太人的安全。近年來,關於反猶主義和所謂“反對以色列”的爭論在國際社會中從未消失。以色列主流媒體和部分國際猶太組織認為,以色列是當今世界唯一的猶太國,“反對以色列無異於反猶主義”。但是,也有不少媒體和學者認為,以色列作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員,並不能代表全球猶太人,其言行也應當和其他所有國際社會成員一樣平等地接受評判。二戰結束後,反猶主義在西方話語中被日益政治化,部分歐美政客和猶太團體不僅據此搶佔道德優勢,甚至試圖將“反猶主義”工具化和武器化。凡此種種,不僅混淆了反猶主義和“反對以色列”的界限,也使得有關反猶主義和“反對以色列”的正常討論寸步難行。

近期歐美等國爆發的群體性抗議浪潮中,儘管存在着一些具有反猶主義色彩的過激行為和不法行為,但其核心仍是反對內塔尼亞胡政府在加沙地帶的軍事冒險行動。根據加沙衛生部門統計,截止5月初,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3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4959名婦女和7797名兒童。面對如此慘烈的人道主義災難,任何借口都是蒼白無力的,任何一位有良知和血性的現代人都不可能無動於衷。事實上,這也是許多猶太裔人士和社會團體站出來批評內塔尼亞胡政府的重要原因。美國猶太裔民主黨資深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曾多次發聲,強調美國校園爆發的抗議活動“不是反猶主義”,並批評內塔尼亞胡政府試圖利用“反猶主義”來轉移人們對加沙危機的注意力。而法案不僅沒有對以色列的軍事冒險行為做出任何回應,反而有打壓當前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權利活動的巨大嫌疑,其引發的憤怒和不滿更是可想而知。

最後,法案在有關“反猶主義”定義問題上存在着巨大爭議和矛盾,這勢必會導致其在未來執行過程中面臨更大的混亂和困難。法案直接援引了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2016年對“反猶主義”的工作定義。但是,這一定義因為過於寬泛,在出台後很快遭到了包括猶太裔在內的法律人士和人權組織的強烈反對。一些媒體和人權組織擔心,對於猶太人權益的保護同樣不應有損其他民族群體的利益,那些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權益的合法活動未來很可能會被冠以“反猶主義”而逐漸“非法化”,成為該法案的打擊對象和犧牲品。

此外,法案還引發了更多人對於言論自由的關注。比如,根據該法案對“反猶主義”的定義,有關猶太人影響力的神話等均被認定為反猶主義。然而,在當今美國,猶太人的影響力和卓越表現是一種客觀存在,人們需要擔心的是對這種影響力的歪曲而非否定這一事實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說,《反猶主義意識法案》本身正是這種巨大影響力的體現。如果此類討論成為禁忌和“非法”,未來勢必會促生更多關於猶太人“陰謀論”的謠言,包括對此類權力壟斷和任性的不滿。

一句話,即便該法案在美國參議院順利獲得通過並成為法律,也不可能有效地消除美國面臨的反猶主義現象。顯然,消除反猶主義不能寄望於一部爭議四起的法案,而是需要真正平等的民族和解與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