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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雅梅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美國對阿富汗"大撤退"的反思缺乏自省

20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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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變局無疑是拜登執政以來的第一場外交潰敗。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沒有想到,這場20年戰爭會以如此“不光彩”的方式結束。一個月前,拜登還信誓旦旦地承諾將“有序、安全”地從阿富汗撤離,並斷言“塔利班迅速佔領整個國家的可能性很低”。

但他卻迅速被現實打臉。共和黨指責拜登“弄丟阿富汗”,傷及美國“全球領導力”,批評他執政不力。民主黨在為撤軍決定辯護的同時,也關注“人道主義災難”,質疑總統的判斷力。

相對於阿富汗局勢演變之迅速和劇烈,美國政策界、思想界對事態的反思卻顯得極為守舊和封閉,且極度缺乏自省。人們幾乎眾口一詞地將塔利班在戰場上的勝利歸因於“20年來阿富汗政治領導層的失敗”。他們揭露阿富汗政府軍腐敗、吸毒、盜竊、吃空餉、逃兵眾多,地方軍隊繳械投降、缺乏戰鬥意願。

國防部、情報部門、國務院、白宮、國會以及美國駐阿富汗使館之間圍繞情報評估、撤離安排、應急計劃等問題互相推責,尋找“替罪羊”。拜登也不忘“甩鍋”,在8月16日的講話中指責特朗普在任內坐視塔利班“獲得自2001年以來最有利的軍事地位”。一系列高官被點名應當辭職或解僱,包括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國防部長奧斯汀、參聯會主席米利等人。

在一片混亂中,建制派精英仍頑強地兜售他們的主張。自由國際主義的代言人康多莉扎·賴斯在《華盛頓郵報》撰文稱,“20年的時間不足以完成對一個政權的改造”,“美國需要更多時間,應當保持在阿富汗更長時間的存在”。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沃爾特·米德·拉塞爾為拜登辯護稱,結束遙遠的、無休止的戰爭不會使美國看起來更弱,及時止損體現了美國的務實和智慧。特朗普時期有“諂媚者”之稱的蓬佩奧在《外交政策》發文,告誡美國需提防在阿富汗的遭遇“被中國利用”,呼籲把從阿富汗撤出的軍隊儘快部署到印太地區,“表明美國的戰略轉向是認真的”。

然而,經由媒體傳遞的種種震驚、哀嘆、反思和辯護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阿富汗戰爭本就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這不是哪屆政府、哪個總統的問題,也不是政策實施的問題。這場戰爭本應整合美國政界在使用武力、推進民主、干預以及強化同盟關係等關鍵議題上的分歧意見,激發深層次的戰略思考。而僅聚焦戰術錯誤,只會讓美國一次又一次錯過吸取教訓並調整改變的機會。

阿富汗戰爭對美國來說起碼有三點教訓。

第一,這是迷信武力的反恐戰略的失敗。在兩黨和先後四位總統的操作下,以“反恐”為由打響的阿富汗戰爭演變為“國家重建”和“大中東民主化”的試驗場,並與地區地緣政治和美國的“霸權”戰略相聯繫。

事實證明,美國無視他國生存和發展需求、迷信軍事干預、不斷擴大戰爭規模的做法是失敗的。美國陷入由自己一手造成的困境:離開,將成為拋棄阿富汗的懦夫;留下,則成為永遠打仗的戰爭販子。

第二,這是美式“民主化”政策的失敗。美國人常把美國政治的源起稱為一場“試驗”,且美洲大陸為美國的政治文化和實踐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試驗場”。這使美國有意無意地也把其他國家看作“試驗場”、“競技場”,以為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世界。

然而,正如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指出的,對其他國家來說,“不能讓其他人拿我們的社會搞試驗,萬一失敗,我們承擔不起後果”。美國決策者缺乏了解其他社會的意願,更缺乏對他國的尊重,阿富汗只是其中一例,這是美國政治文化的失敗。

第三,美國外交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這不是美國第一次拋棄與自己並肩作戰的盟友。2019年秋,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人就成為美國與土耳其關係緩和的棄子。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卡扎菲、敘利亞的巴沙爾都曾與美國打得火熱,最後卻落得反目成仇。與特朗普對待歐洲盟友的態度一樣,拜登從阿富汗撤軍也是我行我素,不僅單方面做出撤軍決定,還迫使北約盟國不得不按美國提供的框架撤軍。

在阿富汗的傷亡僅次於美國的英國對現狀感到惱火,即將舉行選舉的德國對大量難民湧入的前景感到焦慮。大多數盟友強化了對“美國回去了”而不是“美國回來了”的認知,認識到未來要更加仰仗自己。

總的看來,美國國內圍繞阿富汗的爭論表明,傳統的自由國際主義、新保守主義外交路線均在退潮,但新興的“服務於中產階級的外交”理念更難服眾。

隨着這場爭論陷入黨派對立的漩渦,拜登所面臨的與其說是深層次戰略思維的艱難選擇,不如說是執政“蜜月期”結束後的政治挑戰。近來民調支持率下跌、第四波疫情反彈、經濟問題、南部邊境安全等話題,加上“弄丟阿富汗”,都可能成為他2022年中選的“軟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