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欲將四國安全對話正式化，建立某種類似北約的關係，以應對所謂「中國威脅」，但「印太北約」缺乏現實根基和利益支撐。

如果喬·拜登在11月擊敗唐納德·特朗普，他將面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恢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是美國能否與核心盟友合作，推動民主和人權，同時與更多的國家合作管理基於規則的國際機構，以應對跨國威脅。

特朗普「偉大的美國復興」在國內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國際舞台上舉步維艱。由於不斷出現新的全球性威脅，「美國優先」不一定意味着美國獨行。

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未見成效。本屆政府應遵循「謙遜」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獲得信譽。

對外交政策的評判不僅要看具體行動，還要看其行動模式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環境。

利用無人機襲擊殺死蘇萊曼尼不僅將美伊兩國推向戰爭邊緣，也讓所有人看到特朗普任內美國外交決策的雜亂無章。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這一事件令美國變得更不安全，而特朗普團隊表現出的無能說明，人們的看法也許是對的。

說所有國家都在按照國家利益行事，這等於廢話，至少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問題在於領導者如何根據不同的情況，來定義和追求國家利益。

21世紀前20年國際政治生態的改變主要是美國國際戰略的變化造成的。美國的單邊主義行為使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受到嚴重破壞。

如果特朗普執政八年而不是四年，那麼美國的機構、誠信和軟實力很可能會受到腐蝕。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的繼任者都得面對一個已經變化的世界。

美國新非洲戰略是「美國優先」和遏制中國政策向非洲的延伸，但很可能「雷聲大，雨點小」，甚至對非洲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大於正面效應。

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空前激化了中東地區各類矛盾，嚴重攪亂和惡化了地區局勢，使該地區陷入多年來罕見的緊張動蕩乃至戰亂危機之中。

有感召力的軟實力並不是美國外交政策中唯一的道德傳統，它同時還有干涉主義和十字軍東征的傳統。

美國「印太戰略」與「亞太再平衡」一脈相承，前者是後者的延續和升級，但這一戰略前景暗淡，改變不了印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大勢。

參考、學習或借鑒哪些他國的發展經驗與模式，完全是非洲國家的自主選擇。

特朗普執迷於搞「美國第一」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公信力和國家軟實力，但他的我行我素在國內大體上行得通，這種現象與美國社會生態的演變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