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海洋對於海上貿易來說至關重要。在印度洋，全球大潮已經把中國、美國和印度帶入有可能發生碰撞的航道。

在「反恐」名義下進行的阿富汗戰爭從一開始就變了味，反恐目標嚴重擴大化、實施單邊主義的利己外交和在阿富汗盲目移植西方政治模式使美軍最終未能挽回這場「史上最長戰爭」的命運。

中美在網絡安全領域的合作乏善可陳，對抗卻不斷加劇。雙方需在政策層面做出相應調整，釋放建立信任的明確信號。

對美國情報機構的聲討並不能解決問題，國際社會必須要對網絡情報收集是否必要，如果必要其邊界又在哪裡展開嚴肅討論。

恢復克制和信任，應是中美兩國風險管控的共同目標。

本屆美國政府強調多邊外交的重要性，相信戰爭無法解決衝突，唯有談判才是解決衝突的正確途徑。然而，拜登政府的這些說辭並沒有在此次巴以衝突中得到印證。

朝韓關係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與困難，實現關係突破尚需相關各方的政治智慧與不懈的外交努力。

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表明美國兩黨在台灣問題上具有較多共識，也反映其在重新評估對華政策的過程中，台灣問題的戰略意涵出現了新變化。

雖然拜登政府希望通過阿富汗撤軍來延續其全球霸權，但倉促撤軍卻極有可能引發嚴重的外交和人道主義危機，對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形象造成更大傷害。

某些西方政客的算盤是：搞垮新疆棉花產業，製造就業等民生問題，重創新疆經濟，引發社會動亂，給中國政府製造麻煩。

拜登政府在不斷向俄施壓成效不大的尷尬局面下，或許要權衡利弊，不排除在其執政中後期美俄關係出現間歇性的緩和跡象。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最明顯地表現在雙邊軍事關係、或者更宏觀的安全關係中。對於未來中美之間的合作，作者從軍事和安全領域提出幾點建議。

當兩個積極性很高的大國為爭奪影響力而競爭時，競爭支持者們已經做好發生全面軍事衝突的最壞打算。但在採取下一步行動之前，國家領導人必須重視致命衝突所付出的代價。

四邊機制是由美國支持的亞洲國家加上澳大利亞組成的鬆散民主國家聯盟，意在與中國的經濟相實力抗衡。但它可能反而讓中國有足夠的動力不惜一切爭取得到認可。

四邊機制是將中國圍繞起來的新生民主國家集團，被中國斥為遏制中國增長的赤裸伎倆。如果美國操縱無誤，它確實有可能成為一個巨大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