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道路很明確：藉助中國的技術和投資加速電氣化，以液化天然氣多元化為橋樑，務實謙遜地與俄羅斯接觸，放棄北約，轉而構建一個不可分割的泛歐安全架構，並維護糧食和能源的自主權。

特朗普無法在格陵蘭複製他在南美的強硬幹預手段，因為兩地情況截然不同。對於一個深度嵌入聯盟政治和國際法秩序的地區而言，那些在委內瑞拉看似有效的方法並不適用。

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是一個未知領域，因此進展既不會迅速也不會輕鬆。美中兩國必須立即行動起來。

格陵蘭、委內瑞拉和烏克蘭的案例預示着全球治理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全球治理沒有消失，而是在危機與競爭壓力下重建，且速度更快、爭議更多、更具交易性質。

美國正在進行一次「霸權方式重塑」。過去的美國霸權強調通過同盟網絡、多邊機制和規則塑造來降低不確定性，現在的美國則更強調通過關稅、制裁、執法、有限軍事威懾與議題化交易來提高控制力。

委內瑞拉事件不會推動中美走向某種「責任共擔」的G2格局，反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雙方在秩序理念、干預邊界與責任認知上的差異。

在中美關係緊張的大背景下，香港成為可以設想前路方向的「中間地帶」。這座城市的獨特地位為對話提供了象徵性的中立空間，同時它也說明，我們需要構建新框架來應對當今複雜的競爭。

中國大戰略是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和抵制西方主導的限制之間尋求審慎的平衡。它通過戰略模糊和選擇性參與擴大影響力、保持靈活性，並避免可能危及自身現代化進程的對抗。

凱恩斯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蕩埋下了種子。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

美國仍致力於維護其全球主導地位，這一長期以來的雄心壯志已跨越華盛頓內部的黨派界限。美國的安全理論、外交辭令和軍事姿態都在繼續塑造美國是世界不可或缺國家的形象，它的保護傘保障着歐洲、亞洲盟友的生存。然而表象之下，華盛頓戰略野心與物質能力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

新多邊主義植根於二戰結束時建立的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在摒棄美式霸權思維的同時，代之以協商共治的東方智慧，體現「基於美式，超越美式」的守正創新思路，代表全球治理的未來。

從針對全球、不分敵友的「解放日」關稅戰，到以稀土換軍援、以赴美投資換解除制裁等赤裸裸的交易主義傾向，再到通過脅迫甚至威脅動武來重新劃定領土邊界，如此種種，似乎正將美國外交政策的既有特徵和運行模式付之一炬。

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和系列峰會（「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包括中俄印三國在內的亞洲、非洲等27國領導人聚首，共話「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組織十個成員國還發表聯合宣言，展現在世界多極化、多邊貿易體制、二戰史觀、歐亞安全等問題上的共同立場，深化在反恐、禁毒、經貿、金融和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地緣政治對抗加劇背景下，這次峰會將給世界注入穩定、和平、發展的正能量，並有助於制衡美國囂張的霸權。

7月25日，美國白宮發佈《贏得競賽：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總統特朗普同時簽署三項行政命令，從聯邦採購、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出口三個核心層面，旨在重塑並強化美國在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地位。值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啟半年之時，其倍受關注的人工智能政策開始逐漸成形。和上屆拜登政府一樣，特朗普政府也認識到人工智能是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技術，政策目標指向維護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並贏得競爭。但在如何贏得競爭的具體戰術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則呈現出不同於拜登政府的顯著特徵。

烏克蘭危機不僅是國家間對抗升級的產物，更凸顯了歐洲安全秩序的深層裂痕。如何在停火、監督、安全保障和戰後安排等議題上形成一攬子談判機制，成為實現真正和平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