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爾特向亞洲傾斜與其說是對西方的回應，不如說是地區經濟與安全態勢的變化使之成為新的需要。

作者認為，東盟和中國同意以單一草案文本作為進一步磋商《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基礎，這對解決持續多年的南海問題不啻一個意義深遠的里程碑。

最近的事件表明，美國幾十年來對中國的通融政策正讓位於加倍阻止北京的進步。然而，不合理的反制可能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注入不穩定性。要展示領導力，至關重要的是為通過談判達成解決方案留有餘地。

利用關稅來解決與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將掣肘美國長期以來的經濟領導力。對美國來說，解決貿易不平衡和振興美國製造業，不應以破壞既有經貿秩序和讓美國的盟友加深對「美國例外論」的成見為代價。

庫珀和道格拉斯提出了美國對華戰略的四種願景：保持優勢、制衡、協調、融合。特朗普總統的角色、語言和行動都說明他與中國打交道時會更傾向於有制衡成分的保持優勢。保持優勢與制衡構成應對新興對手的可行戰略，但對兩者的過於依賴不必要地限制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可操作性，並帶來嚴重危險。

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描繪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積極的建設性角色的振奮人心的機遇。然而作出這些貢獻並非毫無挑戰，在中國如此努力的背後，其方式與動機將一直備受審視。

對朝鮮核導試驗的擔憂，以及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是去年11月在馬尼拉舉行的第31屆東盟峰會討論的兩個重要安全問題。

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正處於轉型階段，它具有深遠的區域和全球性影響。中美關係日益被愈發突出的經貿問題重新定義，這些問題取代了政治分歧，成為雙方討論的優先議題。中國的復興創造了它作為一個合作夥伴提供公共產品和共擔維護全球經濟與安全秩序責任的機遇，然而，中國崛起也對美國傳統的主導和領導地位形成挑戰，特別是當這種領導地位不能共享的時候。

南海絕大部分生物和非生物資源都集中在沿岸國家的近海水域，這種資源的測繪對界定潛在的共同開發領域具有深遠影響。為中國與菲律賓共同開發資源創造潛在可能，將為杜特爾特政府積極推進的經濟合作提供助力。雖然仍存在公眾認同和法律方面的挑戰，但最終它將是確立國家利益和求解國內外反應的一個政治操作。

東南亞國家聯盟會議幾乎一直會讓人產生提及南海爭端的期待，以至於衡量一屆會議成功與否的標準被簡化為最終官方聲明就南海問題的措辭是否足夠強硬。但是考慮到東盟年度會議涵蓋議題的廣度和深度，這種簡化既令人遺憾又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