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珀和道格拉斯提出了美國對華戰略的四種願景：保持優勢、制衡、協調、融合。特朗普總統的角色、語言和行動都說明他與中國打交道時會更傾向於有制衡成分的保持優勢。保持優勢與制衡構成應對新興對手的可行戰略，但對兩者的過於依賴不必要地限制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可操作性，並帶來嚴重危險。

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描繪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積極的建設性角色的振奮人心的機遇。然而作出這些貢獻並非毫無挑戰，在中國如此努力的背後，其方式與動機將一直備受審視。

對朝鮮核導試驗的擔憂，以及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是去年11月在馬尼拉舉行的第31屆東盟峰會討論的兩個重要安全問題。

南海絕大部分生物和非生物資源都集中在沿岸國家的近海水域，這種資源的測繪對界定潛在的共同開發領域具有深遠影響。為中國與菲律賓共同開發資源創造潛在可能，將為杜特爾特政府積極推進的經濟合作提供助力。雖然仍存在公眾認同和法律方面的挑戰，但最終它將是確立國家利益和求解國內外反應的一個政治操作。

東南亞國家聯盟會議幾乎一直會讓人產生提及南海爭端的期待，以至於衡量一屆會議成功與否的標準被簡化為最終官方聲明就南海問題的措辭是否足夠強硬。但是考慮到東盟年度會議涵蓋議題的廣度和深度，這種簡化既令人遺憾又有失公允。

現在看來，隨着特朗普執政4年，中國將有大把機會繼續上升為全球大國。「一帶一路」提倡的「廣泛磋商、共同奉獻、共享利益」令人欣慰，而中國會不間斷地勇往直前地實施該倡議。此外，狂熱的民族主義和領導人的不受監督也許滋生過度的自信、大國沙文主義和剛愎自用，中國應警惕由此而來的危險。

人們期待，旨在管控南海爭端的半年一次的中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將有助於在爭議海域早日達成地區行為準則。杜特爾特總統歡迎中國進入蘇祿海域幫助打擊海盜和海上武裝搶劫的表態，意味着雙方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有進行合作的可能。

雖然很多人批評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外交政策前後不一、不可預測，但菲律賓的外交演變也存在諸多一致性。這些一致性包括擴大對華經濟關係，淡化與美國的關係，管理地區爭端。而且，鑒於地區和全球形勢不斷變化，杜特爾特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模糊或許實際上對菲律賓有利。

杜特爾特執政以來，菲律賓出現重大政策轉變，特別是在與美中兩國的關係方面。中國是新興境外投資者，擁有盡人皆知的財力、技術和施工能力去做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比如可以給菲律賓的經濟發展帶來革命性影響的鐵路。在這一地區，美國已經變成一個更安靜的盟友。該地區其他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尋求經濟和安全夥伴的多樣化，以免捲入大國角力。杜特爾特現在也在走這條路。

二軌外交的結果喜憂參半，但它是一次成功的嘗試，為正式會談議程提供了實用而具體的議題。從這方面看，拉莫斯和傅瑩2016年8月的香港會晤值得稱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