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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領導將讓我們付出沉重代價

20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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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例的指數級增加不僅讓公眾上了一堂算術速成課,事實證明它也是對系統性風險的一次碰撞測試。雖然下定論為時尚早,但已經清楚的是美國——不只是其現任領導者——需要來一次大整頓。

嚴肅對待系統性風險是治理方面的終極測試,及格者在只有幾例高傳染性病毒肺炎出現時就知道要封鎖一座城市或整個國家。加州聖克拉拉縣公共衛生官員薩拉·科迪和新西蘭總理傑辛達·阿德恩面對新冠肺炎就是這麼做的,她們當機立斷的風險管理獲得了回報。

從安格拉·默克爾總理(一位訓練有素的物理學家)領導德國成功應對危機,或愛爾蘭總理萊奧·瓦拉德卡(一位醫師)的情況來判斷,有科學背景的政治領導人是有助於抗疫的。由女性領導的政府超比例地實施了最有效策的策略,這肯定不是巧合。

那些反應較慢的轄區,如紐約市,則死亡人數高得多。在美國國家層面,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對新冠肺炎的災難性反應可直接歸因於風險意識的缺失,它始於特朗普政府2018年決定解散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大流行應對小組。目前非常清楚的是,基於科學和情報的風險評估對高效的政治領導至關重要,而特朗普卻習慣於讓兩者服從他的“直覺”。

當然,無能的領導不只美國一家,即使高效的領導者所能做的也有限。系統也很重要。

由於強調靈活性和效率,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宣稱自己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注意到的,在危機時刻,這種美國式活力當中“減震器”的缺乏變得非常明顯,更不用說嚴重的不平等了。

新冠疫情過去後,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都需要加強防禦力,以應對迄今為止被低估的各種風險。必須以提高國家和多邊對流行病的應對能力為起點,尤其要增加對美國疾控中心、世衛組織及其他相關機構的投資。

但致命的大流行只是隱約可見的眾多潛在威脅之一。其他潛在“大事”包括:一次全面的網絡攻擊,一場與1859年“卡靈頓事件”(導致地面通信設施失靈)規模相當的太陽風暴,東京或美國西北太平洋地區發生大地震,或者是氣候變化引發的眾多災難。

我們在考慮風險時,概率與潛在影響是同等重要的。2001年“911”恐襲事件發生後不久,當時的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提出所謂“百分之一原則”,聲稱“即使巴基斯坦科學家只有1%的機率幫基地組織製造或開發核武器,我們也必須以確有其事的態度加以應對”。儘管切尼無視概率,而且主要是政治表演,但他的說法卻與政府應如何考慮系統性風險接近。

在美國,政府已經承擔了應對某些風險的角色,其中兩個例子是戰略原油儲備,以及戰略性國家醫療物資庫存。但僅建立起這樣的體系是不夠的,正如當前危機中醫療庫存的失敗所顯示,它們也需要被妥善管理。

此外,政府有責任要求私營部門保留抵禦系統性風險的冗餘產能。銀行則絕對有必要遵守最低準備金要求。(這方面也有改進餘地,政策制定者應汲取長期資本管理公司1998年倒閉的教訓,禁止銀行將風險從它們的資產負債錶轉移到對沖基金和其他機構。)

真正的風險管理改革必須走得更遠。首先,美國和世界各國政府必須停止只共享風險而不共享回報的做法。沒有公共股權的企業不應被救助,私人債權人應該第一個被淘汰。

很少有人指責沃倫·巴菲特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以商定的優惠條件向高盛和美國銀行投資數十億美元。而代表公眾經營的政府應該是他們當中最精明的投資者。

最後,作為終級保險人和投資者,在形勢需要的時候,政府應可以領導一場暫時但徹底的經濟重組。無論應對疫情,還是應對氣候變化這類規模更大但發展更緩慢的危機,政府都必須全面評估風險,確保金融、能源,衛生和交通運輸系統為更廣的社會優先項目服務。

儘管已有預見,但新冠肺炎還是讓所有人措手不及,從而暴露出我們的準備不足。隨着其他可預見災難已在途中,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推遲復原能力的建設。為系統性風險未雨綢繆不可避免地會招來反對。復原能力意味着要有供應冗餘,這通常被認為與效率相對立。不過,只有設定有限的時間範圍或完全無視外部成本,這種說法才是對的。但這兩件事政府都不應當做。

如果說新冠肺炎教會我們什麼,那就是滯後保守的決策不僅會一路導致更高的邊際成本,而且會把我們置於完全不同的軌跡——非常容易以災難收場。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Leadership Failure That Will Cost Us Everything”(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