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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過後中國的三種未來

2020-06-25

新冠肺炎是中國以及它與世界關係的轉折點。這場大流行在地理上的傳播,不斷出現的病例,巨大的死亡人數,以及隨之而來的無可避免的經濟衰退,都將對這個崛起中的大國及其全球抱負產生持久影響。在國內,大規模的封鎖干擾了內部流動性,使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陷入停滯。今年沒有公布GDP增長預測,這是幾十年來的首次,說明形勢的嚴峻和復蘇之路的艱難。而最新發生的疫情,使已經戰勝了看不見的敵人這種說法受到挑戰。更為重要的是,疫情有可能妨礙“小康社會”的實現,這是中國的兩個百年目標之一。所有這些,都說明新冠疫情有潛在的變革性影響。未來,這個國家也許會選擇一種或者融合了三種的可能前景。無論它選擇朝哪一個方向走,其影響都將超出國界。

第一種是一個更加孤立的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由於最初應對疫情失措,也許會自我封閉,以避開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反對。雖然它的醫療服務得到了受援國的讚賞,但不足以阻止人們對這場全球大流行的透明與問責要求。它的聲譽被玷污,隨着早期批評的放大,它的舉措很可能會受到更嚴格的審查。中國的醫療外交,以及它在有爭議領土和領海(如與印度的邊界爭端和南海)上的強硬姿態,可能會被視為“利用災難的機會主義”。在大流行過後的信貸緊縮時期,人們對“一帶一路”使更多國家陷入“債務陷阱”的擔憂註定將加劇。雖然中國不一定切斷與世界的聯繫,但它可能會限制與不斷批評中國或讓它感覺不受歡迎的國家的互動。接觸將被限制在僅對中國利益有直接影響的領域,打交道只以事務性為基礎。

這種脫鉤的一個潛在效應,是中國將加速追求技術自主。如果中國也加入聲勢日隆的大合唱,尋求疫後建立更自力更生的供應鏈,那麼它已經處在領先地位了。中國在西方的投資常常受到懷疑,它有可能減少在西方的布局,轉而將目光更多投向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以尋找市場和可投資的地方。可以依靠對國內經濟復蘇的刺激,來更加註重國內。消滅貧困、污染和金融風險這三大關鍵戰役將獲得更多的關注,國有企業改革和對私營及尖端產業的支持亦如此。

我們見識過中國從前所採取的這種孤立策略:明末清初,中國變得更加內向。它重新對世界開放其實是被迫的,這讓它迎來百年屈辱,因為它太弱,已經無力抵禦歐洲和日本的掠奪。一些民族主義者有可能推動這種形式的孤立主義復活。日益高漲的排外情緒,加上對中國的投資援助遭到辜負和蔑視的反感,會加速國內這種關注重點的轉變。昔日的“中央王國”已經表明,它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和繁榮,或許21世紀的中國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第二個方向,是回歸鄧小平改革初期“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立場。輸出“北京共識”所引發的反彈,也許已經讓國內一些人知道,這依然是不合時宜的。公開宣揚中國敘事,只會激起競爭對手對這個國家的憤恨。中國偏離了鄧的教誨,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許多人將它視為對現有權力結構的挑戰。所以,這種未來要重新審視中國的實力,包括策略文化、政治連續性和打持久戰的能力。中國將恢復謹慎、剋制,防止過度擴張,哪怕展示領導力的機會看上去很誘人。走這條道路的中國將繼續支持改革全球治理的呼聲,但是迴避支持本國模式。儘管中國自身的發展模式在某些方面有相對優勢,然而,在傳統模式出現承壓跡象的時刻,中國積極分享自己的經驗和解決方案,則是捅了馬蜂窩。它讓人們擔心,北京試圖把世界重塑成為它自己的樣子。緩解這些擔憂已經勢在必行。同樣,在支持南方國家擁有更多空間的同時,中國將不再充當南方國家的領頭羊。鑒於中國的經濟資源,以及人們指責它利用這張牌來謀取地緣政治利益,中國的這一地位正變得越來越不穩。這種未來是居中的,處在與世界進行狹隘的事務性互動和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發揮積極主導作用之間。

第三是一個更加強勢的中國,做好了成為焦點的準備。中國模式的成功——在不實行西方式民主的情況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表明,發展沒有單一道路。中國政府之所以強調這一點,可能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國內的合法性,以及緩解國外同類政權所面臨的內外壓力。減免債務和重談項目,將展示“一帶一路”在特殊時期的靈活性。這第三種方向也許說明,中國已經更善於應對外部挑戰,其形式可能是貿易戰中的報復性關稅、損害中國形象的懲罰性關稅,或是針對損害中國廣義利益的鄰國或其他國家制定經濟方略。這條道路還將表明,中國對批評的容忍度更低,無論是不是競選期間,都不再允許中國成為競爭對手的替罪羊或出氣包。中國一些高級外交官最近的“戰狼”式言論和姿態就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方向可能與今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西方的缺失”有關。這次會議強調,西方未能在氣候變化、維持全球化、改革安全體制和全球治理,以及後來應對大流行方面發揮領導作用。選擇了這一方向的北京,會強烈抵制賠償要求,同時努力履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個月的世界衛生大會發言中的承諾,包括承諾中國的新冠肺炎疫苗會成為全球公益產品,此舉有助於挽回中國最初拙劣應對這場席捲全球疫情的不良聲譽。

這次疫情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十字路口。儘管中國政府努力向疫情嚴重國家提供急需的醫療援助,但影響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經濟復蘇的艱難,很容易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內,但隨着中國的利益變得更加全球化,它在貿易、技術和安全規則改革方面也有越來越大的利害關係。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個席位,將使它更有能力去維護這些利益。此外,美國在全球治理上的退縮所帶來的機會很難得,也許明年新領導人入主白宮後就沒了。這讓第三種未來頗具吸引力。

不過,雖然中國希望抓住時機,但疫情會給它的願望投下長長的陰影。在這場悲劇中,沒有一個大國能毫髮無損。大流行後的世界不一定沒有領導者,反而會有更多領導者,而不只是一兩個。在這種格局下,把對第三種未來的熱情用於第二種形式的未來,也許才符合中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