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沒有領土爭端，雙方也沒有美蘇時代的意識形態極端對立，因此，避免單純用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零和競爭來定義經濟和技術領域的競爭，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外交領域，尤其在對華政策上，拜登政府的表現不僅平庸，甚至還繼續充斥着要升級與對抗的風險。

中伊合作協議本身不針對任何第三方，但由於中伊兩國在目前國際環境以及對美外交中所處的特殊位置，協議本身在客觀上產生了提振伊朗對美外交博弈的信心，也增強了中國在對美外交中的砝碼。

美國一直謀求建立一個完全由它主導的「單極世界」，即所謂「新世界秩序」，它對中國的遏制戰略是連貫的、循序漸進的。

與特朗普時期相比，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更聚焦，且更具意識形態色彩。它將捍衛美國實力基礎、促進有利的國際權力分配、維持穩定開放的國際體系作為核心國家利益，做法是實行「有邊界的國際主義」，保持與世界接觸並適當收縮戰略目標，同時鼓勵盟友與夥伴分擔責任。

近年，歐洲內部要求推進對華「利益外交」和「道德外交」的訴求都在上升，這種兩頭兼顧的方式使歐洲面臨越來越大的局限性。

由於過度護持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強勢國家加劇了全球秩序的失衡。中俄「桂林會晤」是制衡全球秩序失衡的必然反映。

中美如何平等打交道，如何競爭性合作，是21世紀的歷史性課題。兩國政治家正在不斷調試，其間出現分歧爭吵不可避免，但相信雙方最終會達成「新型中美關係」的共識。

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標誌着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過渡期。兩國關係不會是特朗普時期的延續，但也不會回到奧巴馬時代。經過一段時間，中美關係將進入競爭性共存的新時期。

與兩黨溫和派的希望相反，布林肯的對華願景建立在特朗普-蓬佩奧的單極基礎之上，讓美國的企業和民眾付出代價。半導體業崩潰只是未來的前奏。

安克雷奇會晤未能有效彌合眾多議題上的分歧，但這種努力至少有助於釐清雙方在什麼議題上存在衝突風險、需要嚴加管控，在什麼議題上擁有共同關切、可以存異求同。未來即使中美能夠避免以「惡性競爭」定義兩國關係，雙方之間的競爭仍將是寬領域、多層次的。

現在中美關係似乎進入一個平台期，未來的中美關係會再度下滑，還是能在平台期穩定下來，進而上升和發展，關鍵是兩國能否在同一個國際秩序框架內解決彼此合理關切，實現和平共存。

理解中國共產黨是重建中美政治互信的關鍵。美國應理解重塑共產黨觀，並籍此重塑中國觀。

美日澳印領導人峰會向傳遞外界的信號，是拜登政府將堅定兌現聯合印太盟友和夥伴對付中國的承諾。但美國搞排他性小集團，分裂而不是團結亞洲國家，將人為製造地區對抗，危害地區穩定。

安克雷奇會晤出現的激烈外交交鋒正是中美關係當前所處困難局面和複雜性的充分展現。我們仍然需要以一種審慎和務實的態度看待此次會晤，看待充滿諸多複雜性的中美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