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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後

20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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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分析人士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隨着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而終結。但是,如果喬·拜登在11月的大選中擊敗特朗普,他是否應當努力恢復這種秩序呢?也許不,但他必須找到替代品。

批評者恰如其分地指出,1945年後的美國秩序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總是十分自由。它把半個多世界排除在外(蘇聯集團和中國),同時又接納了許多專制國家。美國的霸權總是被誇大。儘管如此,最強大的國家必須帶頭創造全球公共品,否則非但沒有人能提供,就連美國人也會受苦。

眼下的疫情恰好就是一個例子。對拜登政府來說,一個現實的目標應當是建立基於規則的國際制度,讓不同的成員參與處理不同的事務。

中國和俄羅斯會同意加入進來嗎?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時候,這兩個國家都無力平衡美國的力量,美國為追求自由主義價值觀凌駕於主權之上。未經聯合國安理會的批准,美國轟炸了塞爾維亞,併入侵伊拉克。它還支持聯大2005年的一項決議,即建立對受自己國家政府迫害的公民的“國家保護責任”。後來,美國曾在2011年利用這套教義,把它當作為了保護班加西公民而轟炸利比亞的借口。

批評人士將此事描述為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傲慢。例如,當北約領導的干預行動最終導致利比亞出現政權更迭,俄羅斯和中國就感覺被騙了,然而,支持者卻將它描述為國際人道主義規律的自然演變。無論如何,中國和俄羅斯的實力上升,會使自由干預主義受到更大的制約。

剩下來的還有什麼呢?俄羅斯和中國都強調聯合國憲章中的主權原則,它規定,國家只有在出於自衛或得到安理會批准的情況下才能發動戰爭。1945年以來,使用武力佔有鄰國領土的事情已經很罕見了,而且一旦發生就會招致代價高昂的制裁(比如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況且,安理會通常會授權在遇到麻煩的國家部署維和部隊。政治合作也限制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的擴散。在這一維度,基於規則的秩序仍是至關重要的。

至於經濟關係,其規則需要修改。早在疫情暴發之前,中國的混合型國家資本主義就為不公平的重商主義模式搭台,令WTO的職能被扭曲。其結果將是全球供應鏈脫鉤,尤其是在危及國家安全的領域。

儘管中國抱怨說,美國阻止華為這樣的公司在西方建設5G電信網絡,但美國的立場與主權是一致的。畢竟,中國出於安全原因阻止谷歌、臉書和推特在中國運營。就新的貿易規則進行談判,將有助於阻止脫鉤進一步升級。與此同時,雖然眼下存在着危機,但重要金融領域的合作仍然是牢固的。

相比之下,生態領域的相互依存關係對主權構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礙,因為那些威脅是跨國的。儘管經濟全球化遇挫,但環境全球化會繼續下去,因為它遵從的是生物和物理定律,而不是當代地緣政治邏輯。這類問題威脅到每一個人,但是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自解決。在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這樣的問題上,權力有一個正和維度。

在這種情況下,只想對他人行使權力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考慮與他人共同行使權力。巴黎氣候協定和世衛組織既幫助我們,也幫助其他人。自從理乍得·尼克松和毛澤東在1972年會面以來,中國和美國雖然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但仍然有合作。拜登面對的難題,是美中兩國在大國的傳統對抗領域進行競爭的同時能否攜手合作提供全球公共品。

網絡空間是一個重要的新事務,它有一定程度的跨國性質,但同時也受主權政府的管控。互聯網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呈分割狀態了。民主國家圈子裡可以制定互聯網的言論自由和隱私規範,但專制國家不會遵守這些規範。

正如全球網絡空間穩定委員會所提出的,如果專制主義者想要互聯互通的話,禁止篡改互聯網基本架構的一些規則是符合他們利益的。但如果他們利用代理進行信息戰或干預選舉(這種做法侵犯主權),那就必須通過規則來加強規範,就如同冷戰期間,美蘇(儘管在意識形態上對立)通過談判來制約海上事件的升級。美國和志同道合國家將不得不宣布他們打算堅持的規範,而威懾也是有必要的。

堅持網絡空間的自由價值觀並不意味着美國單方面解除武裝。相反,對於公開宣揚己方主張的被容許的軟實力,以及暗地裡進行信息戰的硬實力,美國應當區別對待,對後者要採取報復行動。俄羅斯和中國可以有公開的節目和廣播,但操縱社交媒體這種隱秘的協同行為是不被允許的。而且美國還會繼續批評這些國家的人權記錄。

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公眾希望避免軍事干預,但並不想退出同盟或多邊合作。而且公眾依然在乎價值觀。

如果拜登當選,他將面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恢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是美國能否與核心盟友合作,推動民主和人權,同時與更多國家合作管理基於規則的國際機構,以應對氣候變化、傳染病大流行、網絡攻擊、恐怖主義和經濟動蕩等跨國威脅。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After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