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簡體繁體
【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中文英文中英對照
  • 沈大偉 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席格爾亞洲研究中心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傑出客座研究員

為中美競爭重拾冷戰工具

2020-07-02
沈大偉.jpg

讓我們現實地承認吧,美國和中國現在正處在冷戰2.0中。它開始的確切時間值得商榷,但是相關的跡象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

兩國政府都把對方視為戰略對手。雙方都進行全球地緣戰略競爭,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亞洲——操縱培養合作夥伴和被庇護者,並防止它們投向另一方。雙方軍隊互相對峙,同時為可能發生的直接或代理人衝突做準備。兩國軍方都在採購專門用於威懾或打擊對方的武器。兩國政府都認為對方在顛覆自己的政治體制。雙方高層官員的互信度極低,對對方疑慮重重。兩國政府都在收集情報,以了解和揣測對方的敵對行為,也都體驗過來自對方的間諜活動。雙方都在為對方設置技術和商業壁壘。在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華春瑩的引領下,極端民族主義言論在官方話語中日漸流行。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越來越多地抨擊對方國家,民調顯示,民眾對對方國家的“非好感率”也達到了歷史新高。

我們已經到達谷底了嗎?沒有,情況也許、而且可能會變得更糟。螺旋式下降的對抗勢頭仍然很大。儘管中國政府繼續經常性地呼籲加強合作,使之成為兩國關係的唯一邏輯基礎,但是,特朗普政府內外的外交政策實踐者並不同意這種看法。如今,大多數美國人都把與中國存在有爭議的敵對關係視為新常態,許多人在準備着手制定一套類似於冷戰的新的對華競爭政策。不是所有的政治家、戰略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都如此,但兩黨的大多數人肯定是這樣的。拜登政府也許不會改變美國更強硬的對華政策——策略也許不同,甚至有可能使強硬政策更加系統化,但其整體策略也許與特朗普政府非常相似。

中國官方需要問問自己: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出美國的這一重大戰略轉變?中國的美國問題專家和情報分析人士確實未能預測或理解過去十年來美國人對中國看法的深刻變化。往深里說,中國官員應當深思,中方做了什麼以至於“失去美國”。而美國方面,則體會不到習近平真正的方向以及中國國內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的深度。

雖然自省是面對未來的重要一步,但雙方現在的問題(用列寧的話說)是“怎麼辦”?兩個大國該如何處理它們的新冷戰關係,而不至引發一場熱戰?換句話說,讓冷戰保持“冷”應該是首要的目標。

然而,該如何建立能夠約束和控制敵對關係的緩衝區和護欄,抑制不必要的挑釁行為,構建一系列穩定機制呢?我同意王緝思(自從1983-85年在北京大學成為同學,40年來一直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的觀點。他的相關文章提出,需要有新的措施來穩定關係,以減緩這種大出血。王教授談到設立“地板”和“底線”,不過我並不在意地板和底線,我更關心建立“牆”和穩定機制。要做到這一點,就應該仔細地重新審視冷戰1.0的教訓和手段,並在適當的時候借鑒。在敵對的關係中,“緩和”這一概念框架是雙方都需要採納的。

中美兩個核大國之間(與冷戰1.0時期的美國和蘇聯不同)沒有雙邊戰略武器控制協議,也沒有管控衝突升級的“交通法規”。這本身非常危險,故當務之急應該是進行雙邊核軍控談判(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提議的與俄羅斯進行三方談判),重點是中程彈道導彈,要加強現有的、同時建立新的兩軍和國家安全機構間的溝通機制,建立非常精確的程序,以便在發生意外軍事衝突時控制事態的升級。在亞太地區,對常規部隊的部署設限也許可望而不可及(儘管在冷戰期間達成過《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理想的情況,是應該探尋一個《赫爾辛基協定》式的全面關係框架。

在冷戰1.0期間,美國和蘇聯不僅有各自的“紅線”,而且還構建了各式各樣的避免衝突、建立信任、管理危機的機制和文化交流協議。美蘇緩和是一個長期的、多層次的鞏固過程。專門指定但屬於非官方的“第二軌道”專家交流,以及所謂“知識共同體”的建立,在減少相互誤解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還記得1986年與一群蘇聯的美國問題專家會面,除了交換意見和拉關係,我們大家還一起看了電影《奇愛博士》)。

然而,與美蘇經驗不同的是,美國和中國有40年專家和學生的直接交流。但是最近幾個月和近年來,專家交流嚴重縮水,需要重建。那些還在繼續碰面的人,往往是志同道合的“接觸”與“合作”的支持者。這樣的討論往往有回聲室效應,其效果並不盡如人意。我們需要讓“鷹派”和那些主張“競爭”的人也加入這種交流,進行非常坦率的對話(不使用宣傳口號)。不幸的是,中方迴避並且不願與這樣的美國人接觸(我的個人經驗告訴我)。

這些,只是冷戰1.0緩和時期概念框架和制度化架構的幾個例子。為了緩衝和規範兩國之間不斷升級的競爭,美國和中國需要重拾這些概念框架和制度化架構。為緩和緊張局勢,一些美國學者認為,華盛頓和北京需要做一筆“大交易”,就像尼克松和基辛格對毛和周恩來所做的那樣,但這類總體方案並不適合當下。

與此同時,雙方在貿易、技術、媒體、信息以及其他領域給對方設置了各種防禦壁壘。在相互競爭和敵對的大國之間,這些是可以理解,也是應該有的。冷戰1.0時期亦如此。只是,這些防禦措施並沒有同時把溝通渠道的建立、信心建立措施、軍事協議和直言不諱的對話排除在外。

該接受“冷戰2.0”並去適應它了,但是要對它進行限制。目前的情況與冷戰1.0完全不同——中國的經濟和全球地位都比蘇聯強大得多——然而兩者仍有相似之處,仍有值得仔細探究和借鑒的教訓。回到“合作”與“接觸”框架已是幻想,現在是雙方將關係重新構建為“管理全面競爭”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