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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上合組織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中國外交需要在穩定地區秩序上發力

2020-06-25

跌宕起伏的中美關係是當前國際社會十分關切的一組大國關係。為遏制競爭對手,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政策法案。或許特朗普政府沒有考慮到,在中美建交後的40多年裡,中國已經深深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並對全球經濟產生着越來越大的影響。面對中國選擇的道路,特朗普政府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挑戰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主義秩序。於是,特朗普政府選擇了強硬的對華政策,中美關係跌入谷底,中國的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

國家生存空間是歷史和現實雙重作用下形成的。在自助的國際體系中,每個大國都會有自己想像和現實存在的生存空間,並根據其重要性分為核心、中心和邊緣空間,其中與大國相鄰的周邊地區便是核心生存空間。當然,我們今天所說的生存空間概念,並不是有些學者所指的國家為了生存而尋求地理擴張,而是指在特定地理空間內,國家能夠實現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

儘管在地理上擁有一定優勢,但在當前國際關係中,中國的生存空間壓力巨大。在白宮公布的《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2020年5月)中,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被美國列為對華戰略的重點地區,並實施了不同的戰略。在東北亞地區,在加強與日本和韓國防務合作的同時,不斷分化中俄關係孤立中國;在東南亞地區,試圖恢復美國的影響力;在南亞地區,下注美印關係,希望以此牽制中國。甚至在俄羅斯主導的中亞地區,特朗普政府也發起政策攻勢,出台新的中亞戰略,以加強與中亞國家的關係。

中美戰略競爭逐步聚焦中國周邊地區,外交斡旋已很難逆轉。在白宮對華政策的推動下,2020年以來美軍的飛機、軍艦在中國周邊海域頻繁穿越並進行實彈演習。為應對地區危機,中國選擇“全力加強練兵備戰,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美兩國的政策立場無疑增大了雙方發生地區衝突的可能性。為管控兩國衝突升級,中美肯定會通過外交斡旋嘗試解決問題。

據報道,中國負責外交事務的楊潔篪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會晤,地區穩定問題是會晤的重要議題。但是,從中美兩國政府所處的輿論環境、立法環境和行政環境來看,外交斡旋很難“剎住”中美關係下滑的趨勢,中美關係將面對更大的、來自兩國內部的挑戰。

毋庸置疑,穩定地區秩序是中國的首要任務。中國需要把外交重心投放到地區層面,尤其是穩定好核心生存空間的秩序。由於不同地區存在着不同的地區極性(指受國家實力影響且只在特定地區發生作用的地區性權力結構),中亞是俄羅斯主導下的中美並存的地區權力結構;東南亞是美國主導下的日本、東盟、中國並存的地區權力結構;東北亞是美國主導下的中、俄、日、韓並存的地區權力結構。因此,外交重心向地區轉移時,需要考慮地區極性。在充分考慮上述條件的情況下,若要穩定地區秩序,中國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增加信息透明度。引發地區衝突的原因很多,其中勝利的幻覺和廉價戰爭的錯覺十分常見。由於缺少足夠的信息來源,特朗普政府常常高估中國的戰略意圖,卻低估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在信息透明度上,中國要大力推動信息管理改革和創新。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營造更加寬鬆的輿論環境,使中國與美國及與世界的信息交流呈現出“官民並舉”的輿論格局,從而降低地區衝突的可能性或烈度。

遵循合理義利觀。正確的義利觀被定義為中國外交理論的思想創新,但是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經常會重“義”輕“利”,意識形態上的考慮多於國家利益,從而常常造成被動的外交局面。因此,中國要遵循合理的義利觀,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國際合作原則,通過合作增強中國的生存空間。

穩固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平衡其他地區壓力。在中美戰略競爭的態勢下,上合組織地區的戰略意義增大。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陸、空、海、數四位一體的互連互通格局正逐步在歐亞大陸形成,上合組織地區則是重要的先行者,是中國與歐洲國家保持密切關係的橋樑。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9年中國與歐洲貿易總額為7449億美元,其中與歐盟國家的貿易總額為7051億美元;中國與歐亞12國(原蘇聯加盟共和國)貿易總額為1756.62億美元。上合組織的安全合作也為中國西部地區發展和穩定提供了重要保證。不過,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需要推動上合組織進行必要的改革,以順應新的需要,特別是要提高上合組織秘書處獨立議事的能力,使該組織在多邊關係上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對中國認知不協調的現狀很難改變,特別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已形成巨大的沉沒成本,很難回頭,中國需要穩定地區秩序來應對更大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