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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反制讓日本懊悔了嗎?

20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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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對抗中,日本處於何種位置?今年6月初有報道稱,東京最初並不支持美英加澳四國就中國擬在香港出台“國安法”發表聯合聲明。然而,日本民意和美國的不滿最終說服安倍首相推動發表了一份G7聲明,譴責這部法案。

鑒於美中赤裸裸的大國對抗可能帶來的滑坡效應——例如在台灣的軍事集結——以及對日本在該地區供應鏈投資的負面影響,有專家指出,“日本顯然希望避免受到美中兩國日益加深衝突的拖累”。考慮到特朗普的敲詐勒索和保護主義本能,在一定程度上採取外交對沖手段也無可厚非。

但在我看來,日本針對美國的對沖手段相當生硬。事實上,日本政府依賴高度懷疑中國,明白一個強化了的美日同盟是與中國打交道的重要工具。日本官員認為,中日關係的些許穩定得益於美中摩擦。根據這種邏輯,中國的決策者將通過修復與日本的關係來尋求戰略空間。

事實上,安倍政府領導下的日本一直頗有成效地推動美國重新考慮其對華政策——奧巴馬政府期間這是件令人沮喪的事。近些年這方面努力的一個顯著例子,就是東京有能力與美國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分享“自由開放的印太”這一戰略願景。簡言之,日本政府樂見美中對抗,因為這給日本出台各種倡議留出了充足的空間,同時也促使中國的決策者們重新思考對這個鄰國的態度。

“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為日本成功與盟友和戰略夥伴共享一套敘事提供了一個有形尺度,尤其是與美國。可以肯定的是,對“自由開放的印太”這一概念的解讀和地理範圍,各政府之間存在差異,但它們之間也有一定的分工。在“自由開放的印太”規則下,日本大體扮演“好警察”的角色,在經濟上提供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品。這與華盛頓更軍事化、更具破壞性的“壞警察”行為大相徑庭——這種行為同樣意在迫使供應鏈離開中國。而為了更好地對抗來自中國的挑戰,從“政策協調”進化到“共享政策願景”,證明日本對與盟友美國和其他志同道合夥伴加強互操作性的渴望,其範圍甚至超出傳統安全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開放的印太”證明了日本日益拓展的戰略視野。在關注安全、對中國充滿警惕的安倍政府領導下,日本政策制定者們完全是從地緣政府角度來理解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海上絲綢之路”。根據這種邏輯,中國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控制的港口將——緩慢但確實地——幫助中國海軍在印太地區進行部署。在東部戰線,日本與志同道合方緊張關注着中國在太平洋島嶼日益增長的經濟和實質性存在。有趣的是,日本的連通性努力一直延伸到東非,在那裡,日本意圖與英國共同開發海上能力建設項目,並可能通過“歐盟-日本可持續連通與高質量基礎設施戰略”與歐盟展開合作。

事實上,日本政府出台的很多國際經濟倡議都劍指中國,有跡象表明未來幾年它或許加快這一趨勢。安倍政府在中日互補雙贏與中國崛起帶來技術霸權風險之間划出了明確的界限。對於前者,日本政府歡迎並推動與中國領導人的高層外交,這一戰略同時也會提升日本在中國輿論中的國家吸引力,幫助日本進入中國市場。2019年有960萬中國遊客造訪日本,讓人們對日本有積極評價對確保他們繼續前往這個島國至關重要。這對日本汽車製造商而言也同樣重要,它們希望通過在中國建廠,包括建立先進的電動車工廠,開發中國利潤豐厚的汽車市場。即便是新冠疫情危機也不太可能改變日本與這一地區供應網絡的融合。

另一方面,東京對中國技術挑戰本質的認識與其美國盟友幾乎相同。東京越來越意識到新技術“軍民兩用”的風險,尤其中國的技術創新之路是“軍民融合”。此外,日本政府官員也承認,中國在物聯網、機械人技術、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等領域的技術優勢具有強大的競爭要素。日本政府也格外擔心中國在電信產業的主導地位,如華為在5G技術上的領先以及進軍海底電纜。結果就是,東京一直悄悄地與華盛頓對中國信息通信技術行業實施禁運、削弱、提供替代方案的決定保持了一致,這既是出於安全考量,也出於經濟考量。

總而言之,日本顯然不會響應美國更為激進的(也不太可能實現)讓中美經濟脫鉤的號召。但這不意味着東京正在美中對抗中適當地對衝風險。日本的目的是從一定程度的美中對抗中獲益,因為這讓東京在與中國就穩定脆弱的中日關係的談判中處於強勢地位。此外,在提供“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連通項目和保護自身技術優勢、避免中國在5G等關鍵技術領域佔據主導地位方面,東京基本與美國、印太地區夥伴以及(一定程度上)歐洲國家同心同德。總之,只要日本周邊(如台灣)不出現重大美中緊張態勢,日本將依然歡迎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