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過去20年里變得更繁榮了，但財富越多社會責任也越大。美國和中國必須開始合作解決全球性問題，而不是互相爭吵。

安克雷奇會晤未能有效彌合眾多議題上的分歧，但這種努力至少有助於釐清雙方在什麼議題上存在衝突風險、需要嚴加管控，在什麼議題上擁有共同關切、可以存異求同。未來即使中美能夠避免以「惡性競爭」定義兩國關係，雙方之間的競爭仍將是寬領域、多層次的。

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標誌着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過渡期。兩國關係不會是特朗普時期的延續，但也不會回到奧巴馬時代。經過一段時間，中美關係將進入競爭性共存的新時期。

現在中美關係似乎進入一個平台期，未來的中美關係會再度下滑，還是能在平台期穩定下來，進而上升和發展，關鍵是兩國能否在同一個國際秩序框架內解決彼此合理關切，實現和平共存。

與兩黨溫和派的希望相反，布林肯的對華願景建立在特朗普-蓬佩奧的單極基礎之上，讓美國的企業和民眾付出代價。半導體業崩潰只是未來的前奏。

早就應該全面重新評估華盛頓在東海和南海爭端中的立場了。隱晦的義務和戰略模糊只會增加各方所面臨的風險。

理解中國共產黨是重建中美政治互信的關鍵。美國應理解重塑共產黨觀，並籍此重塑中國觀。

安克雷奇會晤出現的激烈外交交鋒正是中美關係當前所處困難局面和複雜性的充分展現。我們仍然需要以一種審慎和務實的態度看待此次會晤，看待充滿諸多複雜性的中美關係。

隨着中國經濟總量提升、綜合國力增強以及國際影響力擴大，「兩會」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筆者就國際社會較為關注的三個議題分享個人觀點。

國際關係民主化背景下的中美關係遠景並不是沒有管理的無序的民主化，而是一種不僅中美之間相互監督和相互制約，其他國際社會成員也對中美兩個大國進行監督和制約的有管理的新型大國關係。

修昔底德把最終撕裂古希臘世界的戰爭歸因於兩點：雅典勢力的崛起，以及守成勢力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為了防止新的冷戰或熱戰，美國和中國必須避免過度恐懼和誤判變化中的大國關係。

「過度安全化」令美國作繭自縛，既加害中國，也自損其身。

特朗普應對中國影響力的強硬立場，使熱門應用TikTok和微信在他任期最後一年成為被攻擊的目標，而他的前任也有在美國阻撓中國科技公司的歷史。

特朗普雖然離開了白宮，美國對華外交卻未必能回歸理性的軌道。

講到中美兩國之間「重塑政治互信」，我想到了一份我與美國同僚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2012年合作撰寫的報告，題為《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我們提出通過加強兩國間的溝通和互相理解來減少戰略互疑。如今，九年過去了，遺憾的是，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