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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現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國際關係民主化與中美關係遠景

202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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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總統執政期間中美關係經歷了建交以來雙邊關係最低點,拜登新政府的對華戰略仍在評估之中。面對巨大不確定性,對中美關係的觀察不僅要關注近期能否改善,也需要深刻思考中長期未來。中美關係的遠景並不單純取決於力量對比和利益構成變化,更重要的是雙方對於國際秩序的認知能否找到“交匯點”。筆者認為,中美關係當前困難背後的認知根源,本質上是美國“單極秩序下的霸權穩定論”與“多極化下的國際關係民主化穩定論”之爭。

從歷史上來看,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關係,人們往往在實踐中傾向於簡化,從而形成對立性質和等級化的認知,例如“我們和他們”、“裡面人和外面人”、“朋友和敵人”、“文明和野蠻”,等等。二戰後美國外交實踐的經驗是,美國霸權主導建立的西方世界內部等級關係很好地約束了成員的魯莽行為,維護了內部政治關係穩定和經濟發展,並有效地在反蘇統一戰線上構建了一致的對外認知。冷戰的突然結束讓美國的戰略家們對一個多極化的新世界感到不安,而“冷戰勝利的喜悅”又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霸權穩定論的信念,即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一個善意的霸權比起無序要好得多。

然而,這樣的單極世界穩定論要建立在一國超級強大並有意願同時其他國家也願意去接受其管理和控制的基礎上。問題是過去30年時間裡,國際體系多極化的發展以及美國領導力疲乏讓這種模式越來越不可持續。中國等新興國家提出的國際關係民主化主張,對於美國來說實際上不僅關乎中美關係,而且也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即在一個多極化、民主化世界裡,國際關係能不能實現和平?

過去20多年,中國的精英們不遺餘力地強調無意與美國爭霸,無意取代美國,然而似乎很難說服美國。這樣下去,中國也會出現“說服疲勞”。筆者認為,中美關係的討論要跳出上述雙邊關係框架,共同探討國際關係民主化環境下建構穩定國際秩序的可能性這一戰略問題。國際關係民主化並不是說不用管理,沒有管理的民主必定帶來無序,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擔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問題在於如何管理呢?霸權穩定論的本質是霸權國家進行國際關係的一元化管理,然而任何的管控都不是沒有成本的,霸權國家只有在管控收益超過成本的情況下才能夠維繫這樣的秩序。經過了反恐戰爭和金融危機後,無論是美國精英還是美國社會,實際上都已經意識到了管控世界的成本已經超過了收益。國際關係的管理需要新模式,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中美有一定的認知交匯。問題是對於這個新模式是什麼,目前不僅沒有共識,而且共識必須要在實踐中不斷試錯、學習,要在總結和溝通中建構。對於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過度恐懼,將會造成知識創新的停滯,也是對各國政治自主性增加後主要國家之間相互監督、相互管理能力建設和機制建構可能性的低估。在歐洲,對宗教的包容是在經過16-17世紀非常血腥和破壞性極強的宗教戰爭後才實現的,這反映出那些君主國家認識到,從強制性宗教皈依政策中獲得的收益比想像的要小得多。21世紀的人類應該有智慧在不付出巨大成本的情況下實現認知轉型。

美蘇冷戰之所以能夠打起來主要在於雙方都想通過完全脫鉤嚴格控制各自盟友、制服對方並最終建立上下級的關係模式。在一個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環境下,這種等級化管控的成本是巨大的,任何管控都需要資源,而資源不是無限的。這實際上就要求國際關係從原來的等級關係模式逐漸朝着水平關係模式轉型,從原來的垂直化管控朝着水平化的相互監督、相互管理模式轉型,本質是要建構國際關係中競爭性共生的思維。因此,國際關係民主化背景下的中美關係遠景並不是沒有管理的無序的民主化,而是一種不僅中美之間相互監督和相互制約,其他國際社會成員也對中美兩個大國進行監督和制約的有管理的新型大國關係。國際關係的遠景也需要在朝着相互妥協、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相互包容方向演進過程中發展出一種自律性穩定的新模式。中美關係發展到今天,不僅要繼續尋找“利益交匯點”,更需要努力尋找和建構“認知交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