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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震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常務理事

拜登對華政策的困境

2021-03-12

2019年春,筆者在哈佛大學訪問時,曾有幸聆聽了琳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的發言,對她關於中美可以在非洲合作以造福當地的發言印象深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今年2月份被提名為聯合國大使的國會聽證會上,她卻為了展示“對華強硬”而推翻了此前的言論。無論格林菲爾德大使的轉變出於何種原因,這一事實足以表明,特朗普雖然離開了白宮,美國對華外交卻未必能回歸理性的軌道。

首先,美國國內對華輿論生態和社會基礎已經遭到很大破壞。迄今為止,並無任何研究或證據表明美國從對華貿易戰中獲得了巨大收益,然而特朗普團隊卻通過操弄貿易戰等議題嚴重破壞了中美關係的輿論生態和社會基礎。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和10月分別發佈的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評估”已經從2002年的16%增長至74%,遠遠超過對中國的積極評估(22%),這是冷戰結束以來的最高點。其中,2018年是美國民眾對華負面認知增長最快的一年,這自然是拜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戰所賜。同樣,中國民眾對美國的好感也已經降到了20年來的最低點,“中國夢”已經切切實實地取代了上世紀80、90年代曾經在中國風行一時的“美國夢”。簡言之,雙方建交以來所形成的民意基礎正在面臨嚴峻挑戰。

其次,美國對華政治生態已經遭到嚴重破壞。在美國政治中,讚揚中國和批評中國的聲音一直同時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理性和穩定。然而,正如傅立民大使所言,無論特朗普出於何種動機,他打開了惡意醜化和攻擊中國的大門。一方面,特朗普執政後,包括格林菲爾德大使在內的一批經驗豐富的職業官員從聯邦政府中被清除,一些毫無經驗的投機分子和激進人士卻成為其座上賓,由此對整個聯邦政府體系造成的“寒蟬效應”至今猶存。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基於對華施壓的戰術需要,把某些一味對華強硬的鷹派人士推到了前台,並縱容其通過各種惡劣手段在國內製造過度恐慌,進而綁架美國對華外交。凡此種種,不僅使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激進,甚至連理性的政策討論也越來越困難。

最後,拜登團隊或許正面臨著冷戰結束以來最為致命的“聯盟困境”誘惑。儘管結盟是國際政治中的常態,但卻往往存在着致命的“結盟陷阱”。對結盟雙方而言,大國既希望通過結盟擴展自己的利益和影響力,又總是擔心被小國“牽連”,而弱小一方則始終擔心在結盟中被拋棄。在人類歷史上,類似例子不勝枚舉。拜登總統希望改變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的單邊主義政策,試圖通過與盟友合作共同應對中國崛起。但是,由於中美關係正處在重要的轉折關頭,希望從中美激烈對抗中漁利者大有人在。在華盛頓一些短視的政客看來,藉助這些反華勢力遏制中國無疑是一種巨大誘惑。它或許可以使美國獲得暫時優勢,但卻面臨著巨大的潛在風險,包括將雙方拖入直接的政治和軍事對抗。

事實上,中國並不是當年的蘇聯,也絕不是美國的天然敵人。對美國來說,當前面臨的首要問題並不是中國,而是克服其自身的過度擴張、過度軍事化,以及霸權心態和內部治理危機等。相反,與中國合作則恰恰是解決許多問題的出路所在。尼克松總統當年之所以能夠打開對華交往的大門,帶領美國走出冷戰困境,正在於他能夠拋棄個人偏見,基於國家利益而非個人好惡來制訂美國大戰略。可笑的是,如今華盛頓政治圈似乎正在陷入“為反華而反華”的政治怪圈。在把反華當作“政治正確”心態的作祟下,人們已經越來越難以看到美國對外戰略中的理性動機。拜登團隊雖然對特朗普時期的外交多有批評,但在對華政策上仍未跳出其設定的框架。至於拜登政府是否能成功地消除特朗普留下的“遺毒”,重建中美關係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我們仍將拭目以待,只是目前還沒有看到令人樂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