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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全球治理 COVID-19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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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安克雷奇會晤後中美關係向何處去

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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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開場環節充滿了“火藥味兒”,中美高官2+2會晤仍然取得一些成果。

3月18日至19日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是拜登政府就職以來兩國高層之間的首次面對面直接溝通。拜登政府不承認這是一次“戰略對話”,不過也沒有排斥視此次溝通效果安排更多溝通乃至對話的可能性。

會晤結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面對記者將此次會晤評價為“有益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則說,“中方對中美繼續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

在這次會晤中,中方對美方刻意擺出的“強勢地位”和道德優越感明確說“不”,對拜登政府渲染兩國“戰略競爭”說“不”,對美國基於集體安全觀念的排他性秩序觀說“不”,但也顯示了從大處着眼、從小處入手推動中美關係恢復穩定的意願。

雙方探討了新冠疫情背景下重啟兩國人員交往相關安排的一些具體事務。中方也表明了願與美方圍繞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全球經濟危機三大緊迫問題開展有效合作的態度,而中美應對氣變協調工作已在謝振華、克里兩位特使一個月來卓有成效的溝通基礎上率先啟動。

真正的成果則在於,會晤完成了一次對進入拜登時期雙邊關係主要議題的對錶。中美雙方各自發佈了新聞稿,放在一起讀就構成一份各自關切的清單。

對中方而言,主要關切是:

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損害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安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穩定性;

美國挑起集團對抗和意識形態競爭對中國持續改革開放及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構成威脅;

美方日益顯示出執行一個中國政策的動搖性,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

美方插手香港事務,為“港獨”勢力撐腰打氣;

美方攻擊抹黑中國的治疆政策,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

美方在南海地區針對中國持續進行高頻率的、危險的抵近偵察和“航行自由”行動,挑戰中國主權權益,增加兩軍摩擦衝突的風險,等等。

美方的關切通過布林肯、沙利文的介紹大致可歸納成四個範疇的問題,與拜登政府要員們意欲打造的“拜登主義”基本線索高度吻合:

一是“價值觀外交”,涉及新疆、香港、人權等美方試圖佔據“道德高地”施壓的問題,也是拜登政府賴以聚攏盟友夥伴國家遏制中國的旗號。

二是“中產階級外交”,涉及經貿、知識產權、供應鏈安全、網絡安全等,謀求所謂對等、公平,旨在維護美國科技創新和製造業競爭力,並為美國的經濟刺激、企業復蘇、工人就業和社會“治癒”創造條件。

三是“戰略安全外交”,涉及全球戰略穩定、防擴散等,美方近年一直想把中國拉入美俄為主的多邊軍控談判,既要探中國的虛實,也要為中國的軍力發展設邊框。

四是“全球外交”,涉及氣候變化、伊核、阿富汗、朝鮮半島、緬甸等問題,呼應拜登政府在世界上宣稱的“美國回來了”宏旨,這些問題需要中國的配合。

安克雷奇會晤未能有效彌合眾多議題上的分歧,但這種努力至少有助於釐清雙方在什麼議題上存在衝突風險、需要嚴加管控,在什麼議題上擁有共同關切、可以存異求同。

安克雷奇會晤之後,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審議將深化。拜登政府上台後,即着手進行對華政策的全面重審。從拜登及其政府高官在不同場合發表的言論,以及白宮國家安全理事會不久前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過渡性指導方針》看,美方將中國視為美“最嚴峻的競爭者”,已鎖定“戰略競爭”作為處理對華關係的基本框架,並將其上升到“民主”與“威權”競爭的高度,力求充實“競爭”、“對抗”、“合作”三個政策籃子里的工具,綜合、動態地同中國打交道。

拜登政府是在基本完成與盟友夥伴的首輪對華政策協調並舉辦了美日印澳四國對話(QUARD)峰會之後,主動發起安克雷奇會晤的,並在會晤前夕通過延長針對中國官員和機構的制裁令、將更多中國高科技企業拖入限制或密觀清單等措施,給其對華要價增加“槓桿”。緊接着便是要根據此次會晤摸到的風向和取得的實效確定下一步審議方向。

拜登政府顯然沒有達到挾“跨大西洋共識”或“印太四國協作”之威壓制住中方的預期。會晤結束後,布林肯公開重申要用“耐心”處理對華關係。在布林肯口中,“審慎”是“耐心”的同義詞。經過這幾年發展,涉華問題更加攸關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也更加深涉美國內政。拜登政府在對華關係問題上既不能像特朗普那樣“亂斗”,也需要避免在國內被視為“軟弱”,因此會在有選擇地繼承特朗普政府“遺產”的同時,恢復奧巴馬時期的一些理性做法。

接下來,拜登政府將會再做一輪強化盟友夥伴國家共同立場的工作,並舉辦“民主峰會”,以形成進一步提神聚氣的效果。拜登政府將會正式出台揉雜奧巴馬“亞太再平衡”和特朗普“印太戰略”的新版美國“印太戰略”,這份報告正在五角大樓專設的“中國特別工作組”進行編製。拜登政府也會繼續尋求同中國的對話溝通,並且有可能向具體領域下沉、細化。儘管拜登政府把價值觀的旗子揚得很高,仍掩蓋不了其功利心,否則也不會一再宣稱不與中方“空談”,只進行“結果導向型”和“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對話。

對拜登政府而言,重審對華政策是項全面、系統的工作,制定的不僅是這一屆政府的政策,更試圖使之成為美國的“長期戰略”,因此可能要耗費半年以上時間。什麼時候拜登本人專門發表對華政策講話,拜登政府發佈其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便是審議全面完成的標誌。

由於拜登政府的審議還在繼續,中方暫處在一個可見機行事的位置上,需要密切關注、妥善應對美方的捭闔與出招。前路仍很險惡,中美關係下滑趨勢遠未止住,更談不上扭轉。今後幾個月拜登政府推進對華政策審議的每一個步驟和節點,都會伴隨着美國及其親密夥伴與中國之間的激烈鬥爭。

拜登政府決意推進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雖無意把這種競爭遍植於兩國關係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也強調“不想製造衝突”、“不搞新冷戰”,要“在接觸中競爭”,但仍會選擇一些重點領域,比如科技、經濟、軍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與中國進行“真正的”、“有限度的”競爭。可見,未來即使中美能夠避免以“惡性競爭”定義兩國關係,雙方之間的競爭仍將是寬領域、多層次的,陷入“新冷戰”的危險始終在眼前。這裡最危險的“引信”有兩個,而且它們均已在燃燒:第一,科技上的局部、有限“脫鉤”雖非全面,仍有可能把世界分化成兩個平行體系;第二,美方高亢的價值觀話語裹挾起直接的意識形態衝突,而當年的美蘇冷戰便是由此而起。中方有能力拔除“引信”,不跳入對手布設的圈套嗎?

經過前幾年的尖銳摩擦,中美兩國在各自的外交策略當中均積累起巨大的慣性,對對方的政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國內政治化了,雙方開列的關切清單也都越拉越長。當行至需要調整的關口,如何把控這種慣性便成為問題所在,它要求高超的外交藝術。也許,對中美關係進行區隔化管理,該鬥爭的鬥爭,該合作的合作,可以成為雙方處理彼此複雜關係之道。只是,即便按照拜登政府“競爭”、“對抗”、“合作”三個籃子的劃分,“合作”籃子目前縷出的線索也很少,同前兩個籃子相比嚴重失衡。雙方有足夠的意志、耐心和智慧去充盈這第三隻籃子嗎?

中美正在通過彼此互動共同塑造未來兩國關係的基本形態,能夠促進兩國共同演進和文明普惠發展的良性競爭可以有,陷入冷戰式對抗衝突的惡性競爭則不應成為選擇。不過,未來決定中美關係方向的將不僅僅是戰略和政策的選擇,也會是一連串具體問題上的實際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