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是一場沒有邊界的衝突，打開的不僅是又一個戰爭泥潭，更是漫無止境的惡性競爭和秩序重組。

美國對北京冬奧的抵觸反映了自信的瓦解和對中國國家發展路徑的不再認同，這期間的變化歸根結底是審視中國崛起的心態之變和應對中國崛起的方向轉折。

中美兩國必須借11月「習拜會」之機推動雙邊關係向前發展，一個良好的未來應始於推心置腹的對話溝通和點滴足下的承諾安排。

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幾年前第一次提出，但一直沒有得到解答，那就是：兩國到底在爭什麼？如果答案不能讓理性的人滿意，他們難道不該坐下來進行務實的對話嗎？

中美元首通話釋放了穩定彼此關係的重要信號。但若無意改變不斷加深敵意的行為方式，將不僅不能重建互信，反會催生更尖銳的對立情緒。中美雙方需要充分利用已有渠道調整布局，爭取實現彼此外交在「三層架構」上同步協調運行。

「後疫情」時期人類將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國家交往、全球流通、邊境管理、經貿依存的模式都會相應發生改變，已佔得先機的中國不能被動於後手，需要警惕並打破「贏者的詛咒」。

美國行政當局以科技、軍事、價值觀為重點，推進有邊界有管控的競爭，國會則快軌審議內容險惡的涉華法案。在審議結束前的有限時間裡，中美關係整體氛圍不會明顯好轉，相反還可能因具體事件而持續螺旋下滑。

中美在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既是促進雙邊關係穩定發展的主要路徑，也是管控分歧、抑制矛盾、防止「新冷戰」的有效工具。當競爭性、對抗性突出的時候，謀劃合作的主動性不應喪失。

安克雷奇會晤未能有效彌合眾多議題上的分歧，但這種努力至少有助於釐清雙方在什麼議題上存在衝突風險、需要嚴加管控，在什麼議題上擁有共同關切、可以存異求同。未來即使中美能夠避免以「惡性競爭」定義兩國關係，雙方之間的競爭仍將是寬領域、多層次的。

中國對中美關係的基本形態正在具備前所未有的塑造力，這種塑造力需要善加利用。面對拜登政府的重審和遲疑，中國可以用自己的「耐心」回應對方的「耐心」，共同醞釀中美關係的合理回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