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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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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三戰」疑雲

202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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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2023年底、2024年初，當烏克蘭戰場抗俄形勢最低迷的時候，德國國防部長向德國國民和他的歐洲同僚們發出“必須在五年內做好戰爭準備”的呼籲，並且聲稱“俄軍進攻北約”的情況有可能在2029至2032年發生。

接下來便是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烏克蘭形勢毫無懸念地成為絕對主導議題，緊張和焦慮情緒瀰漫會場，歐洲政客在慷慨激昂鼓呼堅持援烏重要性的同時，也在大談“歐洲面臨的戰爭危險”，自主防衛意識前所未有地高亢，提高軍費GDP佔比成為基本共識。四個月後，訪美進行卸任告別之旅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向拜登報告，北約32個成員國中的23個已將年度軍費開支提高至相當於甚至超過本國GDP的2%水平，北約在2024年的軍費總支出將較上年增長18%。

荷蘭首相呂特已經基本內定將接替斯托爾滕貝格出任北約秘書長。隨着俄烏戰事的升級和外溢風險的擴大，他會不會成為首位被迫協調美國的歐洲盟國直接投入大規模區域作戰的北約秘書長，成為一個頗具現實意味的疑問。

巴以衝突的爆發和外溢無論有何暗深背景，都打亂了美國和北約用較短時間支持烏克蘭擊敗俄羅斯的戰略預期與規劃。一段時間來伊朗、黎巴嫩、敘利亞等反美反以力量蜻蜓點水式地介入衝突，以及多數阿拉伯國家動嘴不動手式的道義挺巴，均喻示着戰爭的可控一面，但由於牽扯方過於多元、“立體”，這場衝突仍加劇了人們的世界大戰聯想。

在2024年3月下旬由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舉辦的第六屆國際戰略與安全論壇上，俄羅斯學者盧基揚諾夫宣稱二戰後國際秩序已“瓦解”，地區衝突外溢，“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在到來的路上”。我作為那個環節的主持人追問——“如果有三戰，將是在誰和誰之間進行？”他回答，三戰將是霸權國與崛起國之間的對決。

事實上，“第三次世界大戰”話術早已成為俄官方對烏軍事行動敘事的一部分。俄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多次公開警告，局勢已經到了“最後的邊緣”，世界將繼續“在第三次世界大戰與核災難的邊緣進行平衡”，全球性武裝衝突可能會在某個時候發生。美歐久拖的對烏軍援陸續到位後，面對戰場態勢的重新升級，普京的口風也在轉變，聲稱俄與北約之間如果直接發生衝突，將意味着地球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僅一步之遙”；美西方希望讓俄遭遇戰略失敗，戰略失敗意味着俄“千年歷史的終結”，然而擊敗俄羅斯是不可能的。

一直在歐洲和俄羅斯之間艱難平衡的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今年6月發出警告，歐洲領導人低估了普京的決心，忽視了戰爭可能帶來的巨大代價，“未來三四個月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2024年美國大選漸入“佳境”，無論結果如何，都將開啟美國國內政治和對外戰略史上一個極特殊的階段，世界誠惶誠恐地等待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可能性決一勝負，同時暗自為應對特朗普重新上台和美國霸權控制力的加速衰縮做準備。在特朗普競選網站羅列的“Trump 47”50項任務清單上，“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赫然在列，理由是“烏克蘭的代理人戰爭每天都在繼續，我們冒着全球戰爭的風險。必須絕對清楚，我們的目標是立即完全停止敵對行動，需要毫不拖延的和平”。

特朗普一貫反對美國捲入不必要的戰爭，其首任也確實做到了帶領美國遠離世界上的衝突，此番把“避免三戰”正兒八經當作施政綱領提出來，並非僅是競選噱頭。拜登政府篤定普京不敢為了避免戰敗動用核武器，特朗普對此完全不認同。事實上，俄羅斯的核戰略思想正在發生從均勢平衡到恐怖平衡的轉變，美國的核戰略思想轉變又何嘗不是如此。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說也蔓延到亞洲。發端於歐洲和日本的“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論調被不斷翻炒，對中國“武統”台灣的“2027恐懼”在美國國內引發了系統性的戰略戰術探討，歐洲則把“台海衝突”視作必須對華“去風險”的重要依據。美國有人推演，一旦台海衝突引發美國直接介入，戰火將不可能局限在中美之間，勢必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此時如能激化印度與中國的邊境爭端，中國將腹背受敵。反華分子波廷傑（博明）是特朗普團隊重要一員，他牽頭進行的涉台政策準備已在把中國當作“第三次世界大戰挑起者”，着手推動比現行政策更激進的軍事威懾強化和正面作戰準備。

朝鮮半島的局勢一段時間以來“煙火氣”甚濃，朝鮮放棄和平統一目標，不斷加強對韓國武備，通過支援俄羅斯對烏作戰，換取軍工特別是導彈技術的突破，結果是俄朝戰略同盟合作與韓美日同盟關係同步強化，東北亞陣營對立局面更加突出。美國戰略界並不諱言，如果朝鮮對韓發動攻擊，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爆發。

菲律賓與中國在南沙群島仁愛礁纏鬥正酣，防長特奧多羅為菲方將中菲海上對峙場面公之於世的“透明度倡議”自辯，宣稱菲方這樣做就是要讓世界看到“以大欺小”的現實場景，用自己的辦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反對現政府過度親美政策的前總統杜特爾特警告說，菲律賓是通過共同防禦條約與美國綁定在一起的，不要玩大了，小心被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駐菲大使館和福克斯新聞等右翼美國媒體煽風點火力挺小馬科斯的冒險主義政策，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戰有可能從南海打響”的論調。

國際話語正在經歷一場主要由西方唱響的“三戰恐慌”，其反映的現實是：人們普遍意識到二戰特別是冷戰後的和平紅利加速走向終結，全面的戰爭並不遙遠；美國和西方的當權派和話術大師們加緊推卸自己在全球安全治理和衝突管控方面的責任，爭奪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話語權，以此作為對“自由世界與威權聯盟對決”敘事的延展。

波蘭、波羅的海三國和部分原蘇聯空間國家認為，如果烏克蘭戰爭外溢，自己必將首當其衝，存在亡國滅種之虞，提前預警歐洲夥伴不要等閑視之或者試圖對俄綏靖，以免重蹈慕尼黑協定的歷史覆轍。法國、德國、波蘭則主要或兼有通過預警一場巨大風暴喚起“歐洲覺醒”的考慮，以此成就自己充當“歐洲領袖國家”的夢想，但它們皆縱深狹窄、實力有限，只能通過彼此互動共同搭建這種影響力，新的“歐洲三角”呼之欲出。

美國為了維護霸權主導力，正平行推進遏華與弱俄兩場戰略競逐，同步應對兩場地緣政治危機已是力不從心。美國並不需要策劃和推動一場新的世界大戰，這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否則拜登政府不會竭盡所能避免在烏克蘭直接下場，不會想方設法為中美關係架設“護欄”，政策極端保守化的特朗普也不會把“阻止三戰”作為競選綱領直接喊出來。美國需要的是把“全球亂源”“國際秩序修正主義者”的帽子扣實到中俄等國頭上，推進“自由世界與威權聯盟對決”的敘事，做足“去風險”“降依賴”的文章，以此強化西方陣營共識，更有效地壓制對手、敵手國家的發展空間。

俄羅斯也是“三戰恐慌”的鼓吹者，其根本出發點在於恐嚇那些促俄戰敗的力量。俄羅斯目前所處戰略困局的根源在於用戰爭方式解決21世紀的問題，所謂“推翻舊的國際秩序”莫若是重建本土帝國的旗號。

如果沒有記錯，國際輿論場中上一次“三戰恐慌”還是出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冷戰期間，美蘇對峙的核陰影、代理人戰爭的此起彼伏構成當時“戰爭焦慮”的基本背景，備戰和競爭思維主導着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內外決策，民生和發展需求被嚴重忽視，也對冷戰的終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後來，包括中國在內，越來越多的國家認清形勢，拒絕戰爭販賣，走上了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的路，實現了自身的騰飛與躍升，以及足以改變世界格局的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經濟全球化也蓬勃興起。

時隔半個世紀，世界大戰的調門再度炙手可熱並進入官方話語體系，不能不發人深思、促人警醒。

固然環顧四周，似乎沒有人真的在做把世界帶入三戰的“頂層設計”，但面對紛繁複雜且碎片化的安全挑戰，國際社會渾渾噩噩，一些國家拘泥於國內政治、地緣政治和大國競爭的狹隘思維，目光短淺，不斷押寶下注，急於取得眼前勝果，對和平的可持續性和安全的普惠性問題漠不關心，這不僅無助於解決當下的緊迫問題，還會不斷引發新的鏈式反應，導致局部戰爭升級外溢的風險無限放大。

固然時過境遷，各國利益緊密相連，但仍存在霸權國，其面對昔日手下敗將的復興可能和新崛起大國的趕超壓力，無法僅憑自身力量競贏，試圖複製冷戰戰略，重挑陣營對立與隔絕，以此阻滯新崛起大國的進步。冷戰永遠先於熱戰，大國關係惡化永遠是全球危機升級、國際治理失敗的前奏，雖不必然導致熱戰，但也為熱戰的發生備足了條件。

“我們正處於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局面，各方都沒有太多的政治讓步餘地，任何對平衡的破壞都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基辛格博士說的這番話發表在2023年5月17日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網站上，成為他的政治遺言之一。所謂“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局面”，大概是指歐美治國理政者們的群體性夢遊狀態。1910年代，歐洲危機四伏，從奧匈帝國到塞爾維亞，從德國到法國，沒有誰預謀曠世災難，卻都想抓住眼前危機成就自己的小算盤，最終合力上演了一出世界性的悲劇。

有明確觀點認為，如果三戰真的發生，將是“人類最後的戰爭”。首先，這將不再是不同力量極之間為爭奪土地和霸權而進行的大戰，而是不同文明形態之間的生存之戰，因而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決出勝負。其次，這將是在新的技術層面上進行的戰爭，作戰模式發生根本性變革，戰爭疆域無限擴大，不僅最尖端的核導、空天、網絡技術會被裹挾進來，人工智能得到廣泛應用，無人化戰爭也將成為現實場景，尋求和平解決方案以結束敵對行動的道德必要性被極大弱化。第三，隨着無人機、無人艇、集成作戰、導彈技術甚至核技術越來越多地被非國家行為體掌握，加之自媒體對戰爭畫面的直播，大國失去對戰場態勢的絕對掌控，也失去對戰爭道義性的獨家定義權。

這些意味着，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沒有誰擁有絕對制勝的把握，以小博大、以弱勝強的情況將比比皆是，對任何國家行為體來說，手拿進入戰場的鑰匙卻不掌握結束戰爭的按鈕，而全球性戰爭的絞肉機一旦開啟，將無休止轉動，直到把所有人拖入至暗時刻。

如果國際社會放任當前國際局勢中不安全、不公正因素的發展，坐視陣營化趨勢的不斷深化，並且任由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無序向惡而非有序向善，那麼，“人類終極之戰”就不是虛張聲勢、聳人聽聞。

也不要忽視貿易保護主義和惡性科技競賽的危害，它從來都是誘發世界大戰的經濟動力，與全球經濟的衰退、國際矛盾的激化和民粹主義的盛行互為因果，而現在世界重新站在了貿易保護主義肆虐和科技壁壘高築的境地中。別看特朗普把“阻止三戰”掛在嘴邊，但其一旦重新上台，將在世界範圍內無差別推行“普遍基準關稅”，同時重點針對中國發動新一輪貿易戰，延續拜登政府的科技圍堵策略。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極端保守化和孤立主義趨勢不僅挑戰着經濟全球化的正常發展秩序，也同樣威脅着人類的和平與安全，不可能為任何國家開闢新的戰略機遇期，理性的人絕不應歡呼它的重臨。

30多年前，中國領導人走出“戰爭不可避免，還是要立足於早打、大打”的思維慣性，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進而做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判斷，開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的歷史進程。這一判斷是中國基於當時的國際處境、國內形勢和國力水平，對世界認知的一次撥亂反正，以及對全球大趨勢的一次主動抉擇。

現在，世界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已經七八十年了，其脆弱性、碎裂性、不公平性和不確定性在不斷增多，戰爭與和平問題需要重新進入中國戰略視野的中心。我們的判斷必須扎紮實實，既不對美國和西方的話術隨波逐流，也不對有可能扭轉正確時代發展趨勢的因素等閑視之。

今日中國已經具備足夠能力，聯合志同道合國家，影響國際格局和全球議程，讓一些人鼓吹的三戰失去土壤。如何使用並且用好這種能力，日益成為中國外交的高度優先課題。要看到絕大多數國家支持和平反對戰爭，要求聚焦發展議程，這是客觀現實。即便是美國的盟友們，也不主張國家和全球議程的過度安全化。

中國走上國際舞台中央，不僅呼籲和平，也主動規劃和平、締造和平，才能繼續牽住經濟發展這個牛鼻子，按部就班走好和平發展道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而這背後更重要乃至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不要自己做出錯誤的時代判斷，也不要被什麼人或力量裹挾進錯誤的時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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