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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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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當「時代轉折」遇上「百年變局」

202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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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拓展多元外交的需求上升,與德國以及歐洲的關係在新時代中國外交全局中的位置繼續上升。

默克爾時代,經濟夥伴合作構成中德關係的關鍵支柱。後默克爾時代,中德關係正在經歷認知和利益重構。

德國對華政策的重構是在其宣稱的“時代轉折”(Zeitenwende)背景下進行的。

2022年2月24日在烏克蘭國土上進行的戰爭爆發後,剛從默克爾手裡接棒不久的德國總理朔爾茨在一次演講中強調,這標誌着“我們大陸歷史上的一個時代轉折”。此後,“時代轉折”成為反映德國各領域官方政策取向的旗幟性語彙。

時隔兩年可以看出,德國政府對“時代轉折”的理解是:

第一,德國和歐洲得享其福的後冷戰時代已經終結,世界正處於新的時代降臨前的動蕩過渡期。

第二,德國過去過於天真,低估了俄羅斯的威脅性,高估了俄羅斯的可塑性,現在歐洲地緣政治環境全面惡化,德國重新站到戰略博弈的鋒面里,要像重視經濟發展一樣重視安全建設。

第三,美國的全球控制力逐漸衰弱,未來世界將不再可能有“一超”獨大的局面,而是日益走向多極化,歐洲如不自強,將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

第四,世界不會重新分裂成兩個截然對立的陣營,德國也不接受這樣的安排。

第五,德國日益面臨自身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必須加緊推動自身和歐盟的改革。

在“時代轉折”“集結號”下,德國從內到外方方面面的調整都在跟上。政治上,強化國家安全政策,彌補默克爾時代投入不足、防務能力超弱的“欠債”,並且以“義無反顧”“別無選擇”的姿態站到挺烏抗俄第一線,積極遊說歐洲和美國“團結起來多做事”。經濟上,打破“平衡預算規則”,押注可再生能源,增加對信息技術、商業發展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社會領域,實施新移民政策,進一步放寬對技術移民的限制。

2024財年德國國防預算總額為創紀錄的734.1億美元,已達到北約規定的成員國國防開支佔GDP比重不低於2%的標準,而2023年這一佔比為1.57%。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在第60屆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說,未來德國軍費的GDP佔比可能會提高到3%至3.5%。

受安全和經濟雙重考量驅動,德國也已成為“去風險”的信奉者和“友鏈外交”的推動者,積極致力於激活歐洲內部發展和合作潛力。外交上的新變化,則是加強對“印太”地區事務的參與,以及重視爭取“全球南方”的支持。

儘管站上了“時代轉折”的高度,德國的政策調整似乎尚未給這個國家帶來有特色鮮明的國際新形象,一切還在發展變化和不斷摸索中。

為2024年慕安會作導引的2024年度《慕尼黑安全報告》以“輸,輸?”(Lose,lose?)為主題。難能可貴的是,這份報告反思了“零和”思維的危害性,認為各方都越來越看重相對收益而非絕對收益,世界恐將陷入“大家都會輸”的局面。德國戰略界提出“人類社會應如何走出惡性循環”的命題,反映出其對“時代轉折”的思考還在不斷深化,從看到現象轉向尋找出路。

在德國的“時代轉折”中,中國是個重要、特殊而複雜的存在。

對於快速崛起的中國,德國外交政策已經對標歐盟,做出了“夥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三重定位。2024年《慕尼黑安全報告》把中俄相提並論為歐洲面臨的“主要挑戰”,提出五類歐洲最關切的問題,包括地緣政治衝突、經濟不確定性、氣變、科技競爭、國際合作,相關闡述涉華內容均占相當篇幅,有的章節直接從中國帶來的衝擊說起。

德國的“時代轉折”觀念看到了中國崛起的重要意義,認為在正加速形成的多極化世界上,美中是最顯要的“兩極”,彼此戰略競爭的全面展開亦是“時代轉折”重要內容之一,德國不能在美中之間做選擇,而是必須與這兩個大國打好交道。但另一方面,德國對中國的政策走向和價值體系仍不信任、不放心甚至不認同,視中國為國際秩序的修正者、挑戰者,對中國傳統製造業、新能源產業和技術創新競爭力心有忌憚,渲染供應鏈、基礎設施和跨境數據安全問題,對外“降依賴”“去風險”以中國為主要對象。

“時代轉折”背景下的德國對華政策缺少主線和跨領域一致性,恰恰反映了其對中國崛起複雜影響的糾結心態。

“時代轉折”背景下的德國對華政策深受美國主導下的西方輿論話術影響,一時還難以跳出其基本框架束縛形成自己的特有格局。

“時代轉折”背景下的德國對華政策減少了默克爾時期的理想主義色彩,更加突出務實性,試圖把分歧面與合作面區隔開來,在安全政策緊隨美國和北約的同時,經濟上既“降依賴”“去風險”,又繼續開拓中國的市場,全球問題上尋求加強同中國的合作。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做到完全、清晰的區隔,加上德國黨派政治碎片化的影響,也就在實施效果上不可避免地出現局部混亂和自相矛盾的問題。

大型德國跨國企業對政府的“時代轉折”理念心猿意馬。它們仍然希望自己能在經濟全球化的平台上增進市場營收和推進結構轉型。它們普遍看重中國市場的潛力,不贊成將經貿問題過度安全化,不認為強行“脫鉤”應該且可行,也不認為“降依賴”“去風險”能取得充分的預期效果,希望政府能對華維持基本合作面。有些德企比如寶馬、大眾、巴斯夫、西門子已在根據自己的全球發展戰略需要重新布局中國市場,在此過程中也不得不向來自德國國內的所謂道德和價值壓力作出一些妥協。大型德國跨國企業還對中美關係緊張深感關切,認為太平洋兩岸監管門檻的提高給正常商業活動帶來困難,所增加的成本最終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抑制企業活力。

根據德國官方統計,2023年儘管中國連續第八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達到2530億歐元,但德國與美國的貿易額逼近這一數字,達2523億歐元。2023年德國從中國進口產品的價值下降19.2%,為1557億歐元,向中國出口的產品下降8.8%,為973億歐元。德國宏觀經濟與經濟形勢研究所(IMK)稱,這是因為德國企業對供應鏈進行了多樣化的調整,減少了從中國的採購,中國也加強了對戰略產品的本土化生產,降低了自德進口。

德國經濟研究所(IW)最新報告基於對德國聯邦銀行數據的分析稱,2023年德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額從2022年的1700億歐元下降至2023年的1160億歐元,但對華直接投資仍在增長,2023年較上年增長4.3%,達119億歐元,創新高,在德國對外投資中的佔比升至10.3%,居201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德企過去三年來的對華投資額相當於先前六年的總和。不過,過去四年德國對華投資所使用的資金全是營利後的再投資,也有一些企業從中國撤回資本,而德國在華商會2024年1月的調查顯示,已撤出或考慮撤出中國市場的德企佔比達到9%,在過去四年間增加一倍以上。

中國和德國都是有着深厚哲學思辨傳統和綱舉目張戰略規劃習慣的民族國家,在中國談論德國人眼中的“時代轉折”,難免讓人聯想起十年來統領中國內外政策調整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判斷。雖然“百年變局”判斷的格局是全球性的,而非像“時代轉折”那樣更多出於區域主義和本土主義,但不可否認的是,兩者有相通之處,比如對世界多極化趨勢的認知、對美國霸權控制力走向衰弱的洞察、對經濟全球化延續性和全球供應鏈完整性的支持、對重振多邊主義和加強全球治理的呼喚,以及對安全與發展之間關係的重新界定,等等,這些共同或相通的語言足以超越分歧繪出合作的底色。

雙方對世界變局判斷的最大分歧在於,是走共同安全還是集體安全的路徑化解世界陷入陣營對立的危險,是用深化合作互嵌還是相互“降依賴”“去風險”的辦法應對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是通過平心靜氣探索相互尊重包容的路徑還是附加實質性制裁進行道德干預來處理價值觀念差異。這些分歧可以通過坦誠深入的溝通架起相互理解的橋樑,而不必深度影響雙方在雙邊和全球層面務實合作的開展。

在中國人看來,未來多極世界上,歐洲是重要一極,德國永遠是歐洲的關鍵性力量。中德如何在世界正經歷巨大變化的基礎上重新定位對方,建立適應新的時代特點和要求的對對方政策框架,考驗着兩國領導層和各界人士的心胸和智慧。現在擺在兩國關係面前的一大課題是,能否使自己對對方的政策實踐擺脫對與第三方某國關係或對第三方某國政策的服從,實現相對獨立發展,進而創造自由擴大中德合作的足夠空間。這一道理同樣適用於中歐關係。

無論是“百年變局”,還是“時代轉折”,歸根結底提出的都是國家和民族站在人類歷史新關口應該做出什麼樣的抉擇的問題。中國人相信世界擺脫“零和”魔咒的根本辦法是走合作共贏之路,所以才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是中國應對“百年變局”所期望的努力方向。中德可以攜起手來創造擁有不同意識形態和安全利益的國家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