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邊主義的公平與效率、同質與異質的矛盾將始終存在，而解決這兩組矛盾只有在主導國家和崛起國家相互影響、相互妥協、相互協商的過程中才能實現。

北京大學教授王輯思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大衛·蘭普頓認為，阿拉斯加對話給中美關係現狀提出了新的問題。強硬的措辭、各自不同的處理方式以及對話結束後聯合聲明的缺失，可能預示着一種新的外交風格。但對於兩國來說，什麼才是更重要的？是成為全球超級大國，還是集中力量應對貧困、疾病和氣候變化等威脅？「太平洋對話」主持人周柳建成邀請兩位教授就此展開辯論，並請他們回答了有關「太平洋共同體」倡議的問題。

就參與國際組織來說，大國的目標並不十分清晰。中美兩國是會爭奪影響力，還是能夠培養合作的機會？只有後者才有助於推進健康的全球治理模式。

兩國工商界有責任更多地站出來發聲，為促進中美溝通發揮作用。大國基於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險的，工商界有責任為建立保障兩國經貿穩定合作的法律基礎多做貢獻。

美國對華戰略中的另一種聲音體現了更為精密的設計，有可能在對華戰略評估中產生影響。它同時說明美國在對華強硬過程中是有成本下線的。

衡量拜登對華政策是否成功的一個關鍵，是這兩個大國能否在其他領域激烈競爭的同時，共同合作生產全球公共產品。

西方有關新疆和其他中國熱點問題的公開言論一旦偏離主流政治觀點，往往會遭到嘲笑。我們有可能挑戰主流媒體的敘事嗎？

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表明美國兩黨在台灣問題上具有較多共識，也反映其在重新評估對華政策的過程中，台灣問題的戰略意涵出現了新變化。

通過堅持強調民主價值觀和聯盟的立場，拜登政府使其對華政策明朗化。與上屆政府不同的是，拜登已經認識到必須通過國內投資來保持對中國的競爭力。

中美在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既是促進雙邊關係穩定發展的主要路徑，也是管控分歧、抑制矛盾、防止「新冷戰」的有效工具。當競爭性、對抗性突出的時候，謀劃合作的主動性不應喪失。

中國對美外交的原則與立場始終如一，即推動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關係模式。未來中美關係是邁進到合作性共處，還是惡化到敵對性共處，關鍵變量在於美國對華戰略判斷與政策選擇。

我很榮幸今天能與大家一起紀念我們的朋友傅高義教授。在我之前訪問哈佛以及傅高義教授來訪中國時，我們曾多次見面，與他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淺。傅高義教授的一生令人敬仰。在他所表現出的眾多優秀品質中，有三點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傅高義先生的突然離世，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前他一直在與王緝思教授聯繫，希望中美兩國的學者，能夠在中美關係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呼籲中美兩國加強合作，妥善處理分歧。為此他還起草了一份倡議書。這是他留下的一份遺願，也是留給我們的一份作業。

非常感謝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以及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組織今天的活動。感謝袁院長真摯的演講，我想您比我認識傅高義教授的時間要長得多。您所講述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對傅高義先生最想念的一樣東西，那就是他溫暖的笑容。他向來都是發自內心地微笑，您可以在他的眼中看到他的笑容。時至今日，他的笑容仍然不時在我眼前浮現。

我謹代表我的家人感謝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及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組織了本次活動。我也要特別感謝各位演講者分享對我父親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