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將南太平洋視為「競技場」，折射出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該地區影響力面臨現實危機。但「競技場」論調還是沒有跳出零和博弈思維，其出發點是美國利益，而非島國需求。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調整的困境，與當下美國內政有直接關係，但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方針與國際關係發展大趨勢是相違背的。

美國情報機構介入新冠溯源調查從一開始就是純政治化的舉動，它將嚴重干擾全球防範下一次疫情的努力。

由於越來越多評論人士警告中美之間將發生軍事衝突，人們很容易以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儘管歷史表明崛起的大國往往會與守成大國發生衝突，但也有重要的例外，而且有必要考慮當前的獨特環境。

拜登政府當前的印太戰略思維雖然對準大國競爭，但並無太多戰略創新，而結構性問題仍然對其構成長期制約。

美國國會以空前活躍的姿態介入涉台政策，根本原因在於延續了數十年的中美戰略合作關係轉向了戰略競爭甚至對抗。國會主導涉台政策束縛了拜登總統的手腳，使之難以與中國重啟外交關係。

中美應抓住阿富汗塔利班這一主要矛盾，協調國際社會和地區鄰國開展相關工作，在尊重聯合國相關決議基礎上共同引導阿富汗擺脫戰亂，恢復正常的社會政治秩序，使之不再成為國際安全的隱患。

拜登政府集中對東南亞發力，除了一般性地加強雙邊關係外，還有兩個重要的目的：一是在東南亞進一步落實美國的印太戰略，二是重新在南海攪起風浪。

如果戰略競爭的雙方不計成本地將現有資源甚至預期收益都用於競爭，為取得優勢寧肯犧牲己方的經濟利益，犧牲己方的社會發展潛力，阻斷其他無辜國家的發展機會，那就超出了戰略競爭的底線。

會談雖然沒有取得具體成果，但美方提出的「負責任地管理雙邊關係」，以及天津會談本身已經表明，雙方正在努力「管控競爭」。

儘管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複雜且具有高風險，但中期內重大的技術分裂也許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對全球經濟來說，更好的長期結果還需要建立公平和有約束力的多邊行為準則。

坎貝爾的言論表明美國當前階段將延續對台政策的「戰略模糊」。隨着中美戰略博弈不斷升級，操弄台灣問題已成為美國對華遏制打壓的必要手段。但鑒於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斷增強，對台政策的工具日益豐富多元，美國打「台灣牌」的政策成本也會不斷增大。

中美在網絡安全領域的合作乏善可陳，對抗卻不斷加劇。雙方需在政策層面做出相應調整，釋放建立信任的明確信號。

雖然面對美國或明或暗的壓力，但東盟國家紛紛表態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美國以制度對抗為驅動搞「民主聯盟」，實際上是想用模塊化聯盟方式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同中國進行制度對抗不符合美國盟友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與中國打交道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