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美國政治大變局中遠未結束的一段歷史進程，「特朗普主義」這份政治遺產將繼續對拜登四年任期，包括其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戰略競爭主導下的中美關係動能日益成為政治敵對化的犧牲品，從而使戰略競爭管理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信任與合作變得十分困難。

2019年美朝對話與中朝關係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發展態勢，朝核問題的發展走向對中美關係的意涵也變得更加微妙。

在戰略競爭主題下，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摩擦與緊張將成為中美關係的新常態。北京和華盛頓都認識到對抗將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管理」將成為過渡時期最重要的關鍵詞。

用理性思考來觀察判斷中美關係，毫無疑問，最後雙方還是會坐下來談，談成一個雙方可以共處的新平衡。

中美兩國的決策者經歷險境之後找到了處理戰略競爭和「巨量效應」的平衡點，避免了雙輸的結局。對中國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也包含着發揮更大能動性的機遇。

特朗普在朝核問題上的決策，與其本人在國內政治地位的強弱有直接關係。

美國將中國確定為同等級別的競爭對手，因此在競合交織的複雜關係中，戰略競爭成為兩國關係的主導面。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新態勢，源自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兩國內外發展進程的相互激蕩，是多極化國際關係格局下的大國博弈。中美雙方都無法憑一己之力改變這一歷史發展進程。

中美戰略競爭已經從軍事、安全和政治領域擴展到經濟貿易領域，為此我們要重新認識中美經貿關係的所謂「壓艙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