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調整的困境，與當下美國內政有直接關係，但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方針與國際關係發展大趨勢是相違背的。

作為美國政治大變局中遠未結束的一段歷史進程，「特朗普主義」這份政治遺產將繼續對拜登四年任期，包括其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戰略競爭主導下的中美關係動能日益成為政治敵對化的犧牲品，從而使戰略競爭管理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信任與合作變得十分困難。

2019年美朝對話與中朝關係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發展態勢，朝核問題的發展走向對中美關係的意涵也變得更加微妙。

在戰略競爭主題下，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摩擦與緊張將成為中美關係的新常態。北京和華盛頓都認識到對抗將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管理」將成為過渡時期最重要的關鍵詞。

用理性思考來觀察判斷中美關係，毫無疑問，最後雙方還是會坐下來談，談成一個雙方可以共處的新平衡。

中美兩國的決策者經歷險境之後找到了處理戰略競爭和「巨量效應」的平衡點，避免了雙輸的結局。對中國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也包含着發揮更大能動性的機遇。

特朗普在朝核問題上的決策，與其本人在國內政治地位的強弱有直接關係。

美國將中國確定為同等級別的競爭對手，因此在競合交織的複雜關係中，戰略競爭成為兩國關係的主導面。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新態勢，源自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兩國內外發展進程的相互激蕩，是多極化國際關係格局下的大國博弈。中美雙方都無法憑一己之力改變這一歷史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