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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變局與對華政策的關聯

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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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大地產商特朗普以局外人身份高舉反建制大旗,在美國掀起一場民粹政治風暴,一舉顛覆了華盛頓權勢圈,進而改變了美國所推行的外交政策。

一個多月前,民主黨人拜登代表的反特朗普聯盟在2020總統選舉中獲勝,美國政治局勢再次翻轉。特朗普拒絕接受選舉結果,極力給拜登接任製造種種障礙,這更促使當選總統緊鑼密鼓加速入主白宮的準備。從迄今拜登過渡班子所公布的新政府外交和國安要員人選看,建制派的回歸似乎已沒有懸念。

然而,白宮易主並不意味着美國政壇及對外政策將開啟全新篇章。特朗普當政四年帶來的巨大變化絕非是人去茶涼的個人遺產,作為美國政治大變局中遠未結束的一段歷史進程,這份政治遺產將繼續對拜登四年任期,包括其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政治大變局實質上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機。長期的經濟社會矛盾全面激化,政治極化發展到幾乎無以復加的地步(包括民主、共和兩黨之間和各自內部),兩黨長期認同的種種“政治正確”名聲掃地,主要利益群體之間治國理政的自由主義共識逐一破碎,兩黨政治的制衡機制變成否決機制,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將之歸結為“民主的衰敗”。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又再度放大了上述問題和美國政經體制的固有弊端。美國陷入了一場前所未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與這次危機可類比的,只有上世紀30年代和60年代的兩場危機。)

所謂“特朗普主義”是特朗普個人野心與民粹主義政治運動的結合,在政治運作上又與宗教右翼和共和黨極右勢力結成政治聯盟。其廣大的基層支持者主體,是過去20多年全球化進程中被日益邊緣化的傳統白人藍領中產和下層勞工階層(“鐵鏽帶”各州特朗普的擁躉是其典型)。美國傳統製造業外遷,經濟金融化,信息技術、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產業急劇發展,導致出現新的腦體分工,財富分配差距日益擴大,工作朝不保夕。所有這些,使這一長期以來代表美國夢的主要群體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甚至社會尊嚴盡失。這個巨大的選民群體在長期失望和沮喪之後,把高舉反全球化、反華爾街、反華盛頓建制派大旗,蔑視政治正確、行事簡單決斷的特朗普當成自己最強有力的代言人。

“美國優先”的口號抓住了他們的痛點。由內到外,作為特朗普對外政策的標誌,這個所謂的“第一”原則混合了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要素,實質上是美國國內政治變局的外部化。

“戰略競爭”成為新時期中美關係的主導話題,是三方面形勢發展變化導致的結果,一是中國崛起迅速改變中美實力對比和關係態勢,二是多極化發展造成國際格局變化,三是美國政治變局產生了需求外展。

主要基於前兩方面變化,在奧巴馬政府後期,戰略競爭已作為新的主導方針,成為華盛頓戰略和外交界對華政策調整的共識。特朗普政府2017年上台,其政策發展又受到第三個因素的影響,即政治變局所產生的外展力量凸顯。意識形態因素由此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新標記,這一變化在幾個建制派要員被踢出局之後更是變得肆無忌憚,中美脫鉤的政策主張獲得了更大的驅動力。特朗普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失敗,以及企圖嫁禍中國造成的兩國政治緊張加劇和情緒敵對,導致中美關係惡化態勢雪上加霜。

綜上所述,中美兩大國之間已經形成新的關係格局,其實質性變化就是,戰略競爭成為了這一關係的主導面。對此需要明確兩個現實,一是美國把中國作為主要對手,調整對華戰略定位,中國必須面對;二是在當下及未來一段時期,在美國仍擁有顯著優勢的情況下,中國難以依照自己的意願改變這種戰略競爭。然而,戰略競爭以何種方式進行,中美雙方的決策者都擁有發揮作用的空間。戰略競爭的實際含義是由雙方之間的互動所決定的,且主要表現為對一些重要議題的處理。

最後,關於拜登政府的政策走向。倘若美國未來一個多月的政治進程不出現重大意外,白宮主人將換成民主黨的拜登政府,美國的對華政策將因此而有所調整。但可以斷言,反映兩黨主流意見的對華戰略競爭基本方針不會改變。而作為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重要特徵的政治變局外展將以何種方式延續,則存在着不確定性。向哪個方向發展,取決於美國政治變局未來的演化。拜登政府最大也是首要的挑戰,是要在遏制疫情、恢復經濟、彌合民主黨黨內分裂和緩和兩黨極度對立等幾條線上都取得明顯進展,使民主黨2020年的政治翻轉得以延續。這也是拜登政府處理對華關係這一重要議題時的主要政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