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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立如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

中美對「競爭關係」的認知分歧

202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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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其最顯著的標誌性變化是,華盛頓將“大國競爭”取代“反恐”作為美國全球外交的頭號挑戰,中國被確定為主要對手,而且是“近乎(與美國)同等量級的對手”,也是美國有史以來遇到的最大對手。對手關係就是競爭關係。華盛頓認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是全球性的,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等各領域,所以是一種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因此,兩國間的一切交往,以及與中國有關的重要事件都必須從競爭的視角做全面的重新審視和檢驗。特朗普當政時期,政府高層右翼勢力更是大肆煽動意識形態的對立,在對華關係上採取了一系列具有敵對性的措施。中美關係幾乎降到了冰點。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擊敗特朗普贏得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人們普遍認為華盛頓的對華政策,或至少在處事方式上會比特朗普時期多一些理性的成分。中美之間將有望首先恢複比較理性而務實的對話,從而逐步尋求建立一種處理分歧開展合作的新的穩定框架。

然而,從阿拉斯加對話到維也納會晤,雙方的三次高層對話十分艱難。對中美關係基本性質的不同認知成為最突出的重大分歧。美方高調聲稱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打交道,引起中方強烈反彈。布林肯的對華政策“三分法”試圖顯示拜登政府更具理性的新套路,但把中國作為主要對手開展戰略競爭的基調與前政府如出一轍。中方表示不能同意美方對中美關係的基本認知,認為儘管雙方之間存在着競爭,但絕不是中美關係的全部;中美之間存在着諸多非競爭性的、可以進行合作的領域和議題,中美之間應該而且可以建立一種合作共贏的大國關係;用競爭來定性中美關係根源在於對中國的錯誤認知。由於雙方之間的巨大認知差距,幾次高層對話都難以找到可形成重要共識的交匯點,坊間評論稱之為雞同鴨講。

美國認為中國已成為主要對手,是基於維護其霸權地位的現實主義基本邏輯。華盛頓的戰略界和對華精英圈普遍認為,中國崛起從實力和理念兩方面對美國構成全方位挑戰,中國外交上顯示的擴張態勢,是受民族主義思潮勃興的強勁驅動以及中國認為美國已開始衰落。在美方看來,中國經濟上的國家主義與政治上的集權主義也是對西方推行的發展模式和國際秩序的挑戰。在美國自身陷入嚴重政治危機與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勢下,強勢應對中國的挑戰已成為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和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

美國對華政策轉變始於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該戰略最初以制衡“中國崛起”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為目標,到奧巴馬政府後期,“再平衡”進一步發展為“回推”(roll back)戰略。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是年12月美國發佈《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提出“大國競爭”取代“反恐”成為美國全球外交的首要挑戰,中國被戴上三頂帽子:主要對手,主要挑戰者和修正主義國家。這一公開宣示的對華戰略定位,實際上是美國10年前開始的對華政策轉變的歸結,代表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與華盛頓戰略界的主流意見,並將作為今後長時期美國對華關係的基本認知而存在。

另一方面,美國內部在對華政策上的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止。爭論的問題是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方針、方式方法開展對華競爭最符合美國的利益。對此,共和黨、民主黨之間和兩黨內部都有不同看法。激進派主張採取全面遏制的方針,進行一場新冷戰,這在特朗普政府中有相當大的勢力。務實派主張採取競爭+規制的戰略,因為中美在經濟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捆綁關係,而中美處於共同的國際體系中,通過與歐洲日本等盟國聯手制定規矩迫使中國遵守服從,對美國的風險和代價最小。拜登本人及其政府中的多數要員屬於務實派。

華盛頓戰略圈普遍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雖然強硬,但過於隨意,不具有系統性。美國要有效應對中國的挑戰,需要制定系統全面的戰略,同時必須聯合盟國共同行動。這就要求首先有明確的主導思想凝聚共識,協調政策。所以將關係定性為競爭關係,不僅是對華認知的核心概念,也是對華戰略的核心概念。當下美國各智庫的對華政策研究報告,幾乎都是圍繞如何展開對華競爭這一議題發力。布林肯在阿拉斯加提出的三分法,是拜登政府對華競爭戰略的基本政策框架,即根據不同領域和不同問題區別對待,有競爭、有對抗、有合作。

中國不接受美國的對華認知,反對用“競爭”定義中美關係,有充分的道理和正當性。“合作共贏”的說法是建立在“命運共同體”理念基礎上,是需要相關方共同努力加以實現的目標。這意味着要改變當下仍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和遊戲規則。但如上所述,只要美國堅持作為其外交政策基礎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不放棄其霸權地位,中國就必須面對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的現實。

中國的對美認知實際上包含了政策宣示和政策實施兩個方面,前者着眼於未來的建構主義思想理念,後者立足於現實主義的務實邏輯。在如何評估和處理具體問題方面,在外交的現實主義和外宣的理想主義之間,存在着明顯的隔閡和差異。中國試圖在國際上倡導面向未來的“建構主義”大思維,同時也必須應對當下美國的“現實主義”戰略遏制。負責任的中國大國外交大概要走的是一條“現實建構主義”路徑。

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美國在總體上和很多關鍵領域仍是強勢的一方。面對美國對華展開的“戰略競爭”各種招法,中國只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進行反制,並相機開展更為主動的博弈。

與此同時,美國對華焦慮也反襯出一個重要事實,即中國已成為一個“近等量級”的競爭對手。在對美博弈中如何用好中國自身的優勢變得日益重要,而“審時度勢”、“有理有利有節”是題中的兩條關鍵考量。美國發動對華“戰略競爭”,但其進程並非由美國一家說了算,而對於中美關係演變的實際影響,更是由雙方之間的互動所決定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重要議題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