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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轉變中的中美關係:確定與不確定

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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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正經歷一段前所未有的困難時期,發展前景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來自於大變化。兩國關係當下的緊張和相當一段時期內所要面對的挑戰和困難,從根本上說是源於中美關係已步入從舊關係格局向新關係格局過渡的歷史進程。而從大變化的確定性當中看待中美關係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和冷靜地面對當下的形勢。

先看可確定的重大變化:

首先,中國實力地位大幅提升,兩國差距顯著縮小,尤其這一趨勢可預期地持續發展,使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正形成新的平衡模式。

其次,美國對華戰略定位做了重大調整,中國被確定為主要競爭對手、主要挑戰者和“修正主義”國家。這一調整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對華戰略態勢,也改變了中美關係發展的動力學。以加強防範、制衡和對沖措施為標誌的戰略競爭取代了對話、交往與合作,成為新時期中美關係的主導面。

第三,作為新關係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面的變化同樣是根本性的。中美兩國在經貿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關係,隨着中國經濟能量的全面提升其影響已遠遠超出雙邊關係範圍,成為全球經濟供應鏈和價值鏈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全球範圍內的相互依存關係與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形成了相互牽制的重要關聯。

最後,中美各自都處在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段,國內政經局勢的複雜變換伴隨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激情,對當下中美之間重大議題的處理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牽制。

再看主要的不確定問題:

首先,兩國關係基本的走向問題。未來五年的事態發展將決定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是滑向“修昔底德陷阱”,還是“太大不能倒”的務實主張最終確立其主導地位。對此,中美貿易戰及談判結果將在相當程度上具有指示性意義。如若中美能克服過渡期的嚴峻挑戰,我們的目標應該是逐步建立一種適應全球化和多極化發展格局的穩定的大國關係框架。

其次,“求同存異”和“政經分離”方針是否能持續。長期以來,中美兩國間因發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差異而產生的問題和分歧之所以沒有成為從根本上阻礙中美關係發展的障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兩條方針在雙方領導層得到持續的認同,並在政策運作層面保持微妙的默契。顯而易見,當下華盛頓甚囂塵上的“脫鉤”主張,實際上就是要拋棄這兩條方針。美國國內在這一問題上的辯論及最終形成的政策導向將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乃至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產生重大影響。

再次,中美能否達成在亞太地區和平共處的政治和安全共識。這個大問題涉及中美兩國對以下重要議題的戰略和政策考量: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朝核問題、地區安全架構問題。在戰略競爭已主導中美關係的大態勢下,雙方對各個問題的處理顯然存在着重要的關聯。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引擎,同時也因其特殊的多元和多樣性,帶來國家關係和地緣政治的錯綜複雜。中美兩國處理其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在此地區的交匯與碰撞,不能脫離地區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建構進程。這是中美新關係格局的重要蘊含。

最後,對當下中美關係發展影響最難把握的不確定問題,是美國政治進入了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特朗普現象”是最突出的標識,但它背後的深刻而複雜含義遠遠超出特朗普個人因素。它包含了經濟轉型及其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兩黨政治的極化、種族與宗教矛盾激化、中產階級群體的憤懣、大眾對權勢集團和精英治國的不屑、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高漲、“美國至上主義”左右對外關係以及對多邊機制和國際責任的逆反等經濟政治社會和外交等多方面含義。中美關係首當其衝,成為其外溢效應最突出的受害方。隨着美國進入新一輪選舉政治周期,抨擊和打壓中國這個主要對手是政治上的得分選項,未來兩年的中美關係更不容樂觀。

可以預見,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在戰略競爭的主題下,摩擦與緊張將成為中美關係的新常態。與此同時,北京和華盛頓都認識到對抗將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太大而不能倒”的效應遂使“管理”( 風險/分歧/競爭)成為過渡時期最重要的關鍵詞。中方去年以來提出,中美兩軍應該成為新時期中美關係的“穩定器”,可以認為其要旨在於強化管控風險機制,這一點似也得到美方的認同。

然而,中美關係發展的真正出路還在於基於歷史、面向未來的積極構建。為此,需要深刻認識中美新關係格局的特質,即“超大”與“超複雜”的組合。這一特質包含了中美兩國巨大的現實能量和各自的歷史遺產,及其與當今國際大變局相互作用的深刻關聯。因此,將中美關係發展態勢的變化歸因於任何一方政策的轉向,是失之於狹隘的思維。只有以歷史演進的大視野看待中美新關係格局,我們才會有更加開闊的思維與積極的心態面對當下的困難局面。況且,以往中美關係的歷史告訴我們,打破困境的創造性舉措往往是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