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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雅梅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美國與中國制度對抗不可取

202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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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拜登在歐洲展開任內首次海外之行。他努力把G7峰會、北約峰會、美歐峰會等營造成“民主”的高光時刻,並把中國作為“民主”的對立面納入峰會議題,試圖製造“民主國家聯盟”一致對華的聲勢。這與美國自特朗普時期以來給中美關係貼上“民主與專制”標籤的做法一脈相承。它不同於中美自建交以來在特定人權和民主問題上的分歧,而是帶有冷戰式的制度、模式和道路之爭色彩,並有擴展和升級之勢。人們擔心,這會把中美關係及世界推向危險的境地。

中美建交後,中國的現代性和民主化一直是美國的執着和焦慮。那時,美國在制度上針對中國是為了對中國進行改造和“糾錯”。現在,美國把中美關係各領域的問題都或多或少視為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用“民主”來凝聚盟友,用制度對抗來充實在經濟、科技、安全、全球治理等各個方向上的對華競爭,用“民主”與“專制”之爭來定義21世紀的核心矛盾,足見伴隨中國經濟崛起而來的中國制度影響力已成為美國的擔憂和恐懼,美國在制度上針對中國是為了在戰略上打壓和削弱中國。

同中國進行制度對抗不可取,它首先揭開的是美式民主的傷疤。白宮《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南》宣稱“民主是我們最根本的優勢”,“美國模式是實現美國未來的最佳途徑”。這聽起來像是自我療傷。2020年大選爭議和2021年初“國會山事件”對美國政治民主的衝擊世所矚目,這不是換一任總統就能煙消雲散的記憶。它揭示出,美國面臨的問題是不同階級、族群和世代之間分配不公正的問題,美國民主制度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沒有明顯優勢,反而暴露出效率低下和民粹盛行的缺陷。皮尤研究中心3月31日發佈的一項民調顯示,約65%的美國人認為本國的政治體系需要重大變革或徹底改革。美國運用霸權向其他國家移植民主而失敗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更別提以保護人權為借口對他國進行軍事干預,這本身就是對人權和民主原則的違反。

同中國進行制度對抗並不符合美國盟友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與中國打交道的訴求。美國試圖重塑G7角色,使其不再是發達工業國家集團,而是“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集團”。然而,法國總統馬克龍強調,G7不是敵對中國的俱樂部。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等議題上,離不開與中國合作。韓國、南非等國來到G7峰會,看重的是它的宏觀經濟協調作用。可見,美國希望推動聯盟體系轉型,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為導向集中對華,這與各國對華政策的定位和關切並不相同。美國之所以不明說與中國制度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向盟友的對華立場妥協,顯示“團結”。這也折射出,美國要改變現行國際規則,把G7轉變為排他性的“民主十國”(D10)會是何其艱難。

“民主”甚至不是維繫美國同盟體系的充分條件。美國結盟政策的最高原則從來都是美國戰略與利益需要,意識形態或文化共性因素是次要的。例如,美國在中東、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合作夥伴多為不同政治制度,“價值觀一致性”並不是維繫同盟的充分條件。在美國為盟友及夥伴提供安全保護和經濟利益的能力已經下降的情況下,盟友及夥伴或許會在政治表態上進行低成本的跟進,但很難為美國的制度對抗戰略付出實質性的安全和經濟投入。

中國需要看到,美國以制度對抗為驅動搞“民主聯盟”,實際上是想用模塊化聯盟方式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在5G技術、網絡安全、數字經濟、數據隱私等領域制定針對中國的國際標準和規則。因此,中國需要避免陷入美國搞制度對抗的陷阱,認真研究產業對策,爭取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切實擺脫被動,贏得主動。同時,也必須糾正美國及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制度偏見。冷戰已是過去,人為製造的東西方分野不復存在,當今國際關係因各類思想的融合共存而更趨平衡,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人們重新審視理想的治理之道和民主的核心概念。經濟力量的上升也要求中國向世界解釋自己,表明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中國有充分理由打破美國話語霸權的枷鎖,向世界貢獻令人心悅誠服的價值理念。